作者：朱鸿

五体回家，魂仍漂浮。起则忽忽一片失落，坐则悠悠若有所思，脑海尽是先生的影子。

一 死生亦大矣

陈忠实先生1942年8月3日生，2016年4月29日死，满算74岁。

尽管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论，不过先生还是走得早了一点，因为社会发展，生活和医学都在进步，人生八十，人生九十，甚至人生逾百，已经越来越多。先生之死引起痛惜，缘由极繁，然而走得早，也是一个。

生是大喜，生当庆贺，生具深厚的意味，然而生不由自己决定。死是大悲，死制造恐惧，不过关键是，死可以由自己决定。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无非告诉弟子，死生相对，死比生玄。死是大悲，但苏格拉底却认为，死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从而使灵魂获得了一种解放。司马迁论死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强调人对世界的价值决定其死的意义。西塞罗论死曰：“爱智者的整个生是准备死。”提醒人要认识自己。

死是华严的学问，凡哲人无不研究它。不懂死，也就不懂生，也就可能沦为庸人，甚至非人。

陈忠实先生对死的学问是懂的。在中国文化中，死是禁忌之题，我和先生素不讨论。然而他思考过死，敢于直面死。他对死的态度是理性的，豪壮的。

45岁，先生其年丰盛，其力充沛。不过展望50岁，他顿觉大限之期也并非遥远。死的意识飘然而至，颇有惊惶，他觉得自己从事文学几十春秋，竟还没有大作，遂起誓要完成一部足以垫棺做枕的小说，以不枉其生。

先生踏破关中道路，遍览长安、咸宁和蓝田县志，攻读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上下求索，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西蒋村蛰居，发奋而为。

事就这样成了，它标志着陈忠实先生对死的战胜。他将虽死犹生，死也光荣。

先生的逝世，显然演化了一场文化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往陕西作家协会去悼念他，数千人往西安市殡仪馆去为他送行，也见证了他死的光荣。

死也让先生备受煎熬。他身高1.75米，体重通常有120斤，然而临终之际，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下82斤。

陈忠实先生是天下公认之好人！然而好人为什么还会遭遇如此之苦？疾病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这样一位好人？善恶之报应该如何理解？我在问，我前后左右的朋友也在问。

实际上屈原早就问过：“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约伯是乌斯地的义人，完全正直，拒恶向善，然而他也有苦，甚至皮开肉绽，生疮流脓。妻子讽刺他的纯洁，但他却反驳妻子说：“哎，难道我们光从上帝手里得福，就不受祸吗？”

杜甫死在船上，苏轼死在路上。塞万提斯死于昏迷之中，巴尔扎克死于呼救之中。鲁迅是怎么死的？路遥是怎么死的？史铁生又是怎么死的？死往往给杰出的作家涂以奇色异彩，以刺激历史的神经，使之记着他们。

二 道德文章

略究中国作家，我分之为四类：太上道德也明，文章也精，并能相得益彰；其次文章妙而道德缺，失之高尚；其次虽具道德的标准，然而乏文章的艺术，立之难矣；其次文章弃义，道德不成，或委身求名，或撞骗取利，陷于不肖之列，君子不齿。

陈忠实先生的魅力在于，道德与文章兼美，遂使这个时代的作家有了尊严。

先生以其文学业绩的辉煌，产生了权威性和影响力。对此他没有自得和自喜，更没有独享其醴。他具强劲的自觉，就是反哺社会，促进文学的发展。

大约在1994年，党益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他携一部小说，从成都至西安，慕名拜见陈忠实先生，请先生为之作序。彼此都很陌生，然而先生无法拒绝党。尽管先生颇忙，有自己的安排，也不想作序，然而望着党的眼睛，他不忍推辞。先生感到，让党这样的文学青年沮丧而去，他会内疚的。于是先生就不但为之作序，还介绍了一家出版社。先生何止只给党益民作序，他之作序，男女老少，不计其数矣！

冯积岐久怀文学的理想，1988年得以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可惜身份是农民，遂困难重重，不得开颜。陈忠实先生也是从乡村出来的，知道生存之艰，遂决定帮冯。先生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以后，督促单位设法解决冯的户口问题，并带冯面见人事部门的领导。冯积岐清晰地记得，1994年麦黄的时候，他随先生进了政府大院，并亲历了先生向主管领导慷慨陈词，恳请让他入职的情景。冯随之办了手续，结束了近乎八年的漂泊。

陕西作家队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浩荡之势，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丛林的大树，然而也有作家陷入窘境的。王宝成至2005年已经沉疴潜腑，尽管危在旦夕，不过他仍梦系文学。他有稿子欲出版，然而他也明白，书之出版实难。弥留之间，他想到了陈忠实先生。他也只能找先生，他知道先生的可靠，遂请先生帮忙。先生探望了王，并立即求见省长。有先生的斡旋，王得到了医疗费，也得到了出版费。先生长叹一声，觉得自己没有辜负一路并进的朋友，遂生欣慰。

先生的道德律极高，并非简单的助人和成人。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也许先生未读基督教的书，然而他懂此道理，遂能坚持施之于人。

先生十分清楚以道谋财的道理，不义而不取。尽管他的书法也有笔墨的成本，尤其要花时间，但他对士人求字却一律不收费。他告诉徐剑铭：“认我，那就是一幅字，不认我，那就是一张纸。”他用谦虚掩盖自己书法的价值，从而表示不收费的坚决。拿红包出场已经是一种规矩，不过参加杰出青年志愿者熊宁女士事迹的讨论会，他就拒绝红包。先生对张孔明说：“熊宁把自己的钱送至藏区，连命都搭上了，参加她的讨论会，我还领钱，是人吗？”

先生和朋友吃饭，只要对方是年轻人，文化人，或是觉得收入低于自己，总是先生结账。不知道先生的脾气，硬要结账，先生是要躁的。

先生特别能忍，给人以包涵，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曾经犟嘴夺理，激愤先生三次，他都饶我过去了。

先生也会道歉，这更是可贵的。有一次举行作品讨论会，先生主持。他一一介绍专家，至刘炜评，竟忘了姓名。经提醒，他还是搞错了。这本不是什么事，但先生却不含糊，连约刘两次，请其喝酒。相晤于一室，先生摆上自己的西凤酒，三杯饮竟，便对自己的失误作了道歉。先生认为，他的不慎，使刘在大堂广众丢了面子。

先生的妻子说：“忠实总是在应邀签名。住院以后，也经常有人买了忠实的书，让他签名。走前几天，茶几上还撂着三本书，他就坐在沙发上慢慢地一本一本地签。”

先生对苦难有着穿骨融髓的感受。小时候家贫，他只能背馍念书，在校住宿也以被子铺一半，盖一半，甚至由于父亲不可供给弟兄同读初中，他还不得不休学一年。先生又天赋敏感，对炎凉冷暖反应至灵。这些都养育了他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从而进退有节，舍得有度，也知足知止。

三 陈忠实葬礼现象之分析

陈忠实先生逝世，九州惊动，朝野共哀，此现象不经常，也不普遍。

中国领导敬献了花圈，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也纷纷敬献了花圈，这都是罕有的。

我更注意社会的反映。我发现对先生吊唁和告别的人，确乎超出了他的故乡，凡北京、上海、广东、山西、四川、甘肃和黑龙江，各有自来。陕西各界的人常见先生之面，常闻先生之言，对先生的逝世尤其悲痛。

陈忠实先生家、陕西省作家协会、西安工业大学、西安思源学院和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皆是先生生活和工作之地，遂各置灵堂，以供祭奠。

七日之中，悼念者络绎不绝，送行者蜂拥而聚。

王仲生夫妇和畅广元夫妇最早至陈忠实先生家致哀。畅教授还能沉稳，但王教授却无法平静。在向先生遗像上香的时候，年长先生6岁的王教授竟老泪纵横，手足颤抖。

陕西各路艺术家知道先生好戏，遂至作家协会的大院轮番大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赵杨武率演员唱得震天撼地，风止树静，刘六龙就喊：“忠实啊，秦腔，你听到了没有？”陕西秦腔剧院易俗社惠敏莉一行也来了，她唱道：“先生枕书驾鹤去，白鹿原上顿觉空。长歌当哭神州地，江河呜咽忆忠魂。”就潸然泪下，泣不成声。西安市长安区何家营鼓乐社也来了，其古调雅韵，远追文武。老腔艺术家张喜民领队由陕西华阴至西安，缓步进入作家协会的大院，向先生遗像三鞠躬之后环顾四周，见花圈如山，挽联如云，白了一片，便吩咐自己的人：“摆家伙！”见长凳、短凳各列其位，锣、号、板胡各在其手，就说：“陈老师，我送过你一袋面粉，你夸面粉有麦香。我今天还想送你一袋，让你蒸馒头，烙锅盔，只是你让谁接我呢？陈老师，你咋突然走了啊！”70岁的张喜民泪洒胸膛，一抡长凳，举起木块敲起来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众人相围，随声而哭。

2016年5月5日，向先生告别。凌晨五点，便有人从商洛、渭南、咸阳径奔西安殡仪馆。咸宁厅里挤满了人，其门外还有近千人等候着。有人捧着花束，有人抬着花篮，有人拉着条幅，有人举着先生的遗像。年仅5岁的马欢行，就坐在他父亲的脖子上举着先生的遗像。他的父亲说：“我带孩子为陈公送行。不能与李白杜甫同时代，是一种无奈，但能与陈公同时代，却是一种幸运。”90岁的王玉娥，其丈夫是抗日老兵，因为先生尝书：中国抗日老兵颂，她也送行了。蓝田华胥镇的支德胥，是一位大夫，曾经为先生治牙。先生答应送书给他，支以为这不过是先生的意思而已，岂料先生重其承诺，果然托人送了书。支慨叹世有斯人，也来送行。灞桥席王的王吉仲，在1970年见过先生。那时候，先生是驻生产队的公社干部，他看到先生把文章贴在墙上仔细修改，甚为惊奇。王吉仲74岁，也来了。83岁的刘文西、81岁的崔振宽和76岁的江文湛站在一起，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是先生的母校，其几十个孩子也站在一起，他们都在送行。有人哭喊着：“陈老师走好！陈老师走好！”李星向先生三鞠躬，便泪流两行，踉踉跄跄。他满头的白发蓬乱如麻，以应其内在的哀伤。

陈忠实先生的葬礼进行了七天，参加之人众，之势大，之悼念形式的广泛，之悲痛气氛的真诚与强烈，在作家少见，在官在商在学也少见，这不得不令我推究。

观其风，窃以为陈忠实葬礼蕴含着一种文化评价。以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年的文化难免萌发着贪婪性和堕落性，但陈忠实先生却以其所作所为凸显了他高贵的品质：正直。无边无际的红尘如洪水一般冲击着一块青石滚滚而过，先生正直的品质如中流砥柱，不失君子之色。

显然，陈忠实葬礼之盛是对先生高贵的品质的一种认同，一种奖励，一种称赞。不过它也不仅如此。它还通过一场葬礼呼唤文化的清新、健康和公义。不过它也不仅如此。它还通过一场葬礼鞭挞文化的污浊、病态和邪恶。不过它也不仅如此。陈忠实葬礼是世道人心的象征。

实际上所有的作家都可以成为中流砥柱，关键看自己是否愿意。陈忠实先生留下的一条重要启示是：作家靠作品活着。对艺术必须精益求精，要做真人，做善人，减私加公，以达他人而达自己。也许这会有助作品的传播。

追记

与陈忠实先生最后的交游

陕西文学界有三棵大树，习惯的排列次第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

不知道是谁最早摆其顺序的，它的天意当是丰富的，会渐渐透露出来。它不是已经呈现了一点信息吗？

1983年，我认识贾平凹。1984年，我认识路遥。1986年，我认识陈忠实。我一直呼此三人为老师，从来没有改口。

我和陈老师交游30年，终于以他患其疾病到了最后的日子。

获悉他住院的消息，一则忧虑，一则期盼，然而主流是伤感至极，每每欲哭。我再三以短信鼓励他，让他保持耐心，更要有信心。刘成章先生推荐了一种美国的药，我也以短信转呈他，让他和医生斟酌选用。我还曾经建议他的孩子是否考虑至北京或至上海治疗。忙忙碌碌，然而心有所念。朋友相会，所论不会少了先生。颂其品质，祈祷他去病弃疾，恢复一个郎朗而笑的陈老师。

数发短信，表达探视之意。也打算径往住院部去，至其床头看一看他。然而我熟悉先生，知道他的刚强，也许他就不愿意以弱示之。我觉得直闯见他，虽然是慰问之举，是一种礼，不过也何尝不是冒犯他，添他之烦，劳他之神呢？遂在希望之中等待他的讯。

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下午3：02，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陈老师的电话，甚为激动，也很欣喜。按键以后，我喊了一声：“陈老师！”陈老师说：“我出院了。放疗整的我没有什么味觉了，只对老孙家的泡馍还有味觉。你晚上如果没有事，我们在东门外的老孙家吃泡馍。很久不见了。”我连连说：“好，好。”

我和陈老师都属于言短的人，也比较严肃，怕气氛单调，我就约了张瑜娟。她是我和陈老师介绍加入作家协会的，简练温婉，素无枝蔓。我对她郑重叮咛：“陈老师已经请我吃饭数次，我还没有回请他一次。今天你不要跟我争着买单。

我和她先至包间，过了一会儿，陈老师和杨毅才来。从春到秋，一直未见陈老师，一旦他闪进门，真有隔世之感。陈老师很喜悦，和蔼地笑着，瘦了一点，头发也稀了一点，不过总体上看起来轻松愉快，略带羞涩。他穿着浅色上衣，深色背心，仍挎着他的黑色皮包，电话本、烟、打火机之类，尽在其中。他握了我的手，又握了张瑜娟的手，坐了下来，稍微缓了一口气，转身对我说：“今天是我约的你，我买单。你一会儿不要抢。”尚未开口，杨毅就悄悄摇手。我明白了，就说：“听你的，听你的。”陈老师高兴，也便安静下来。陈老师点了菜，各要了一份羊肉泡馍。

我和张瑜娟都认为陈老师气色红润，遂祝贺他。他掏出雪茄抽，我劝他戒烟，他说：“我就剩下这一个爱好了。”我建议他调整饮食，要吃蔬菜，吃水果，适宜的运动，保持睡眠，防止感冒，随之咏道：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陈老师一边掰饼，一边呵呵笑着说：“生命关键是基因。我觉得一切将由基因决定，其他只是辅助而已。”我当时的理解是，陈老师对他的身体有信心，他断定自己的基因没有问题，基因将让他恢复如昨。陈老师焕发着一种喜气，这使我对他也抱有信心。

用餐结束，他不言不语，径要了八份酱牛肉，让侍应生打包。他两份，我和张瑜娟、杨毅各两份，吩咐带回家去。之后，他结账。

大约18天以后，陈老师要邢小利通知诸朋友吃泡馍，还在东门外的老孙家。这一次有方英文和刘炜评在，遂不愁气氛不饱满。也确乎是起举喧哗，颇为热闹。方英文那天够洁净了，不过为逗陈老师一乐，还是用了一点荤元素。张艳茜提议陈老师合影，陈老师就站起来。张拍了几张，我也拍了几张。我和陈老师最后的合影就是在老孙家所摄。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想出版陈老师一本关于乡愁的散文，请我约稿。我发短信给陈老师，他打电话说：“好，我来选。”然而不久他就开始化疗了。

春节以前，我发短信提出看一看他，他打电话说：“我们很熟悉。你就不来了。过一阵，我们聚。”我感觉他的精神似乎虚了一些。

到2016年2月19日，下午，陈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说：“陈老师！”他长叹一声说：“哎呀，我住院出来了。这一回把我整失塌了！”我感到仿佛刀在我身上划了一下的辣疼，可惜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是连连说：“陈老师，多保重！陈老师，多保重。”

至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教育出版社让我问一问陈老师散文选的情况，若陈老师不方便，盼我能代陈老师选作品。我便给陈老师发短信，征询意见。半小时以后，他打电话说：“你编吧！”这是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舌头似乎不灵活，要努力才能把你编吧三个字整顺吐准。我的心尖仿佛吹过一股寒风，让我沉默着，沉默着，久久想象他之痛，他之苦。

我发陈老师最后的短信是2016年4月14日，星期四，上午11:07。我说：“陈老师好！非常想念你，无日不在惦记着你。盼你遵医嘱，多保重。需我做什么，随时让勉力海力通知我。信息到了就行了，不回电话了。”

半月以后，陈老师逝世了。

我有两个遗憾。其一，我未留下陈老师的字。他曾经有字给我，不过我都送客了。有一年，他给朋友赠字，我看到了，就说：“陈老师，我还没有你的字。”他笑着说：“给你字，我还得再练一练。”表现了一种幽默。我一直想让陈老师题书斋窄门堡，然而迟迟没有请之，是因为我总觉得时间很多。现在终于不可能了。其二，我想给陈老师送一盘蒜苗炒老豆腐，没有送成。有一年，朋友请陈老师吃饭，我也在坐。陈老师拣了一盘蒜苗炒老豆腐，侍应生便报给厨师。一会儿菜上来了，竟是一盘日本豆腐，色黄质嫩。陈老师皱眉搛了一筷子，不失其礼罢了。这件事在我视境反复浮现，希望发现有做此菜的酒楼，以让陈老师飨之，然而此菜还不易碰到。今年春节以前，我妻子买了一块老豆腐，端在手上向我展示它的质量。蓦地想到了陈老师要的菜，就问她：“你能不能做一盘老豆腐炒蒜苗？”她说：“可以呀！”我便有意让炒一盘，给陈老师送过去。然而我和陈老师之间似乎缺乏这种温情，送一盘菜给他，颇觉为难，遂取消了此念。现在，我的懊悔只有我知道！

还有一个遗憾：日常性的见面和交流，导致的一种迟钝，竟忽视了陈忠实先生的伟大。先生走了，才发现一个好人并不能概括先生的精神。让先生安息吧！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窄门堡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