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呼延云

一

西四牌楼：袁崇焕殒命处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被皇太极的反间计所蒙蔽的崇祯皇帝，下令将袁崇焕在西市凌迟处死。

今天的西四十字路口，是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区域之一，但在明成祖迁都到明朝灭亡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处决罪犯的重要场所。

明成祖朱棣在大规模改建北京城时，曾经有计划地建造起了若干座街道牌楼，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东四和西四牌楼。它们的格局相仿，分别建于东四和西四的四个街口，牌楼均为四柱三门七楼式，四根立柱下面有一米多高的汉白玉夹柱石，各柱顶部前后斜向支撑着一根戗柱。清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述：“西大市街坊四，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

“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也。”明末杨士奇所撰写的《甲申核真略》一书这样写道。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的西市行刑有一整套手续和规矩：行刑前自刑部街到四牌坊，兵丁环卫、刀林剑树，观者如堵。在刑场上搭有席棚供监斩的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在当时，斩首和剐刑不在同一个牌楼下面，杀在西而剐在东。两者最后都要身首异处。明代学者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记载：“凡刑人于市，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宛大（宛平和大兴）两县正官，处决之后，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贮库，所谓会官处决也。”意思是大兴县领走尸身，而首级由宛平县收走，总之要让死者“死无全尸”。

有明两百多年间，尸横西市者不知有多少人，除了刘瑾之类的奸佞外，于谦、杨继盛等忠臣也曾经在这里惨遭杀害，而袁崇焕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忠心为国，竟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

由于后金军前一年绕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攻击十分猛烈，造成市民们的巨大惊恐，所以听说袁崇焕是因为通敌被处死，都拍手称快。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被从镇抚司绑到西市后，“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不仅如此，还“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顷刻间，袁崇焕骨肉俱尽，只剩下一颗头颅，被下令传视九边。

二

广东义园：袁崇焕埋骨处

袁崇焕死后，由于当时他处于“举世皆曰杀”的境地，根本没有人敢去替他收尸——事实上也无尸可收，早就被蒙昧的百姓们毁了个干净，只剩一颗头颅挂在那根高高的木桩上，等待示众后再摘下传示九边。

谁知袁崇焕遇难的第二天一早，木桩上的那颗头颅竟不翼而飞了，这个消息一时间震动了京城，尽管缇骑四出也下落无觅。直到鼎革之后，真相才渐渐水落石出。

据清人笔记《燕京杂记》记载：“明袁督师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人敢收其尸者，其仆潮州人佘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左右。迄今守庄者皆佘某子孙，代十余人，卒无回岭南者。”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张伯祯在《佘义士墓志铭》中，记载更加详细：“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朝廷非罪杀督师，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佘）义士夜盗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师墓葬。”

由此可知佘家先祖盗尸（准确地说是袁崇焕的头颅）并掩埋的真相。

历史学家定宜庄教授于《生在城南》一书中，记录她在2001年访问佘幼芝女士，做口述历史的访谈时，佘幼芝女士这样讲述道：“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

乾隆年间，清廷对当年施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这一“内幕”予以了公开，乾隆帝下旨：“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对袁崇焕的表彰和纪念才得以举行，而佘家为袁崇焕守墓的事情也逐渐被公开。袁崇焕的墓前修建了名为“袁督师墓堂”的祠堂，坐北朝南，正房五间，作为祭祀凭吊袁崇焕的场所——据佘幼芝讲述，这座祠堂是“乾隆皇上在我们这房子的基础上，把平房扒了重修的”，而且后来每逢袁崇焕的祭日，清廷都会派官员来祭拜。每年清明节，很多广东人士更是要到这里来为袁崇焕扫墓，举行公祭，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袁崇焕的东莞同乡、湖南巡抚吴荣光为他题写了墓碑曰“有明袁大将军墓”。后来康有为亦为墓堂题联刻石曰：“自坏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

三

袁督师庙：袁崇焕祭拜处

乾嘉以后，国势渐衰，包括袁崇焕墓在内的广东旧义园，“垣墙榱桷大半倾颓，冢陷碑欹和见露骨”。令人“恻然不忍坐视”，后来多次重修。

清末民初，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不断加剧，袁崇焕和岳飞等更加受到世人推崇。

1917年，在龙潭湖畔建成了一座袁督师庙。这座建筑在一米高的台基之上，面阔三间，坐西朝东，四周绕以短垣的小庙里，悬挂和镌刻了当时很多历史名人撰写的额、联和诗文：比如康有为题写了“袁督师庙”的横额，曾参与戊戌变法的原御史宋伯鲁书写和镌刻了袁崇焕的遗诗九首。

清代如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地都是皇家禁苑，平民百姓不得擅入，所以在南城的龙潭湖和陶然亭等地就成了庶民喜爱的游憩场所。龙潭湖面积不大，可旧时湖畔郁郁葱葱地长满了青槐、白杨、垂柳，岸边翠树成行，水面舟船荡漾，风光煞是优美。徜徉湖边，可见北岸的袁督师庙庄严肃穆地屹立着，令游览者莫不肃然起敬，登门祭拜。因此在很多老北京人忆旧的散文中，只要提到龙潭湖，必定会提到袁督师庙。

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1952年的春天，北京市政府议迁出城内的墓地。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爱国人士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人们虽然推崇袁崇焕的历史功绩，“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提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对袁崇焕墓“特予保全，并加崇饰，以资观感”。袁崇焕的墓地和龙潭湖畔的庙宇，不仅得到了保护，还进行了修缮，成为人们缅怀民族英雄的场所。据史料记载：宋庆龄、周恩来、傅作义、蔡廷锴、蒋光鼐都曾经到过袁崇焕墓祭扫。

1984年，袁崇焕墓、祠和庙被定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还专门拨款修复了袁崇焕墓。据王伟和袁碧荣两位学者编著的《金石记忆》一书记载，一位美联社记者采访佘家守墓人后流着泪说：“我们美国立国才200多年，而你们佘家却为一个人守了近400年的墓，可敬可赞！”其实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在很大程度上，佘家代代相传的守护，更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爱国誓言。

（原标题：袁崇焕和他的“北京遗迹”）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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