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艾茵

没有人吃惊于自然的威力，却往往懈怠于对生灵的敬畏，于是，就在短短的近几十年内，艾滋、埃博拉、禽流感、非典，直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都成为我们当代人的梦魇。其实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不过是兜兜转转，天花、流感、疟疾、鼠疫、麻疹、霍乱……瘟疫一直不曾远离，不幸成为亲历者，每个人都会变成历史的碎片，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往往催生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一面镜像，今天不过是昨日的倒影，我们与过去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和恐慌。而过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笔下。在虽不同却有共性的瘟疫处境下，个体的抉择、情感的关系、集体的失控，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能够被记录下来且引发长久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恶、情感的复杂以及个体命运的无常。

作为镜像的鼠疫

提到与瘟疫相关的作品，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在人类历史上，真实的鼠疫第一次大暴发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就是欧洲中世纪有名的“黑死病”袭击，第三次是在19世纪末，从中国云南始，影响全球，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其中，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事件因为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让我们对历史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众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因其猛烈、反复和沉重对人类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一切促成了加缪的创作。《鼠疫》也确实成为瘟疫题材作品中无可替代的文学名作，它再现了面临瘟疫时人性的种种面相，从中不难看出正在经历疫情的我们与之何其相似。

小说《鼠疫》 加缪（1913—1960）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座法属北非滨海城市阿赫兰，那里有20万人口，毫无臆想和色彩，平庸而麻木，人们拼命地追逐金钱，很少思考。直到春天来临，一场不请自来的疫情，打乱了城市按部就班的节奏。

不出意外，每当疫情来袭，站在最前线的总是医护人员，他们是最先感知瘟疫信号的人，也是平息灾难的战士。在《鼠疫》中正是由一位里厄医生串起了整个故事，当他离开诊所，在楼梯间第一次发现死老鼠时，预示着阿赫兰这座城市即将陷入无尽的恐慌之中。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锁了，人们也经历了从不以为意到紧张不安的过程，有人死亡、有人离别、有人出逃，也有人雀跃——其实，我们都一样，或者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灾难面前的表现都是相似的。就像加缪在书中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的里厄大夫和组建防疫志愿队的医生护士们，有记录疫情并积极参与城市救治的政治家，有想要逃出城最终却加入志愿者的外地记者，有一贫如洗却义务承担起防疫重要工作的小公务员，有一度宣扬鼠疫是上帝对人类惩罚的神甫，有因为失去小儿子而自愿当志愿者的法官，还有如鱼得水的罪犯、发国难财的商人、为显贵之人斡旋的掮客以及醉汉、流浪者、门房等等这些边缘的底层人们，他们在瘟疫面前，没有区别，又各有区别，不可预知的死亡和灾难中的不同抉择，几乎道尽了灾难中人性的无数可能。

好像一面镜像，过往映照着我们的现在，可是，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总是有许多人无知而愚蠢。正如书的结尾，疫情结束后，听到街上的欢呼声，里厄大夫却满心忧虑“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当然，我们现在会知道，永远不会死绝的不只是鼠疫，还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瘟疫本身，希望同样经历这种灾难的我们，在疫情过后，不要只留下雀跃的欢呼，而是从中能够真正吸取到一些教训。

盲流感背后的人性沉沦

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写尽了瘟疫来临时现实和个体的挣扎，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就是用寓言的形式把人性逼入绝境，通过集体的沉沦，撕开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以此来警示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

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萨拉马戈（1922—2010）

小说开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色瘟疫，一个正在开车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为了零号患者，随后以帮助他为由送他回家的偷车贼、他去就诊时为他看病的医生以及诊所里的其他病人相继失明，一场无缘由的瘟疫蔓延开来。故事再次以医生为核心，他以敏锐的职业素养判断这可能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流感，迅速地向政府发出信号，而这场“盲流感”也以迅猛的速度扩散，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将感染者集体隔离。于是，这些互有交集的第一批患病者，在用精神病院临时搭建的隔离区再次重聚。

看似没有生命危险的失明，却让人类丧失了文明的外衣。政府并没有派人照顾这些失明者，而是让他们自我放逐。恐惧侵蚀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类的理性，在失去尊严的黑暗中，被抛弃的人们回归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猜疑、争夺、欺凌、杀戮，恍如人间炼狱。这是对这个世界绝望透顶的萨拉马戈，对人类最犀利的鞭挞。

也许很多人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绝境，但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始终在现实中重演，无论是以瘟疫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出现。“有赖”人类的健忘和视而不见，它发生在过去，也必将在未来重启。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唤醒人们的意识。就像在书中，他设置了一个唯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妻子，也像在故事的结尾，盲流感突然消失一样，虽然作者是个“愤怒”的人，但却始终保有一份希望。瘟疫的可怕来自于人心，而人心的警醒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知，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光明，他们失去的只是大脑的认知能力，当眼睛仅仅沦为动物一样的工具，而不再是向大脑传递精神信号的枢纽时，失明的瘟疫必然会卷土重来。

爱情也是一场瘟疫

不同于《鼠疫》的现实主义和《失明症漫记》的寓言风格，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选择了浪漫主义的方向，它与瘟疫相关，更与情感紧密相连。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风靡全世界，而《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知名度仅次于《百年孤独》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

这段故事设定在19世纪的80年代到20世纪的30年代之间，当时哥伦比亚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不是霍乱，而是名为“千日战争”的内战，但是在小说中，瘟疫却贯穿了整个作品。不过，它并没有带来群体性的恐慌，而是成为了爱情的纽带，在这里，霍乱更像是一种隐喻。

马尔克斯（1927—2014）

报务员阿里萨和少女费尔米纳相爱于青春年少，却因为门第关系，被女方父亲拆散。后来，因为瘟疫的缘由，费尔米纳结识了医生乌尔比诺，开始步入人生的“正规”，与他携手走进婚姻。为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就像乌尔比诺所言“爱情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在动荡之中，有些人选择远离霍乱，有些人却身陷其中。

但阿里萨始终没有忘记费尔米纳，虽然有过622个情人，却始终坚信费尔米纳是自己唯一的所爱。直到乌尔比诺离世，在与费尔米纳分别了53年7个月11天后，两位老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马尔克斯这部探讨爱情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有人感动，有人不屑，小说中描绘的爱情，有深情，也有滥交；有初恋，也有婚外情，更有各种禁忌之恋，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而这也是霍乱的隐喻所在。在瘟疫的年代，像瘟疫一样的爱情，让阿里萨陷入到了自我制造的病毒中。然而就像病毒一样，在人类的诸多感情中，爱情最为让人失控。

用瘟疫释读爱情，马尔克斯写尽了爱情的百态，远离了理智和道德，有时候，有的爱情真的就像一场瘟疫。

从《鼠疫》对社会个体的关注，到《失明症漫记》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再到《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人类情感的深度诠释，一样的瘟疫题材，三位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写出了不同的故事。加缪试图通过对瘟疫时期场景的还原，用哲学的思想给人们以警示；萨拉马戈力图制造一场瘟疫的灾难，用寓言的方式唤醒人们的意识；马尔克斯想要以瘟疫的隐喻，用宏大的叙事揭示出爱情的本质。

当然，除了这三部名作以外，文学史上还有诸多以瘟疫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如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包括中国语境下的瘟疫叙事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池莉的《霍乱之乱》及前文中提到的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阅读这些作品，或者能让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瘟疫蔓延的年代，除了恐慌之外，更深切地体悟到生命的意义。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