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博闻强记，亦作“博闻强志”或“博闻强识”，意思就是腹中诗书见闻多，而且记忆力惊人。《三国志·魏志·杜袭传》载：“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第四十回，亦载：“粲博闻强记，人皆不及。尝观道旁碑文一过，便能记诵。”证明“建安七子”之一、以写《七哀》《登楼赋》而名扬天下的王粲天赋异禀，博文强记。

《晋书·苻融载记》则载苻融“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苻融，十六国时前秦国王苻坚之弟，有文才谋略，精于骑射，尤善审案断狱，后拜车骑大将军，淝水大战中亲领前锋，交战中马倒被杀。此公记忆极好，凡过目者皆不忘。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也说苏轼“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苏轼记性好，一动笔，文章即流传千古。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爰古爰今，代不乏才，天公抖擞，多降奇贤。自民国至当下，学者作家，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者，亦不胜枚举，仅举三例。

辜鸿铭：受刺激倒背典籍如流

上个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新旧过渡，中外文化碰撞，一个个鲜活的学人，意气风发走上新文化舞台，在乱世中呈现出一段文化传奇。辜鸿铭原本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有过重大贡献，却被历史漏记。笔者在拙作七卷本《民国清流》中尽力复原其历史真相，以为辜鸿铭正名。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教在东洋。

以往太多强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拿来主义，生吞活剥，大行其道。殊不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辜鸿铭将《论语》《中庸》等经典著作及自己写的《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译成外文，推向世界，在西方世界于一战后反思自身只注重物质而缺乏精神等问题时，及时送上东方哲学智慧，如干旱之际送上甘霖喜雨。列夫·托尔斯泰很谦恭地写长信给辜鸿铭，深表钦佩。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特赴中国拜会辜鸿铭，二人交流之后，毛姆写访问记，向世界介绍这位留着辫子、戴着黑缎小帽、精通九国语言、满腹经纶，在洋人面前极为自信傲慢的中国小老头。当“五四”运动在中国肇始，一些人高喊打倒“孔老二”，宣传中国文化历史只有瞒、骗和吃人，甚至提出废除中国人精神图谱的汉字时，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和《论语》等已走进德国大学的哲学系，成为必读的教材，大学里许多研究组都与辜鸿铭有关。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教在东洋。十岁随义父布朗去欧洲，在英、德读书，精通西学，熟谙九种语言，可惜多年在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府中大宴宾客，在张府充任洋文案（外文翻译）的辜鸿铭，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对他有不屑之色，辜忙问其故，沈曰：“我一肚子国学，你要赶上我，还须读二十年中国古书。”此语对他刺激甚大，国学系他的短板，于是在张之洞支持下，始苦读四书、骚赋、诗文，二十年坚持不辍，再加上他记忆力超强，许多典籍倒背如流，真的满腹经纶了。某日，又见沈曾植，他让人将张之洞所藏众多线装书搬到沈面前，沈笑问“这是做什么？”辜躬身施礼后道：“请老先生任抽一部书，晚生莫不能背诵。”

他常到北京六国饭店，给洋人讲《春秋大义》，梅兰芳唱戏门票一块大洋，为戏票价格之最，而辜每讲收大洋二块，洋人趋之若鹜，一票难求。他讲座从不带稿，信马由缰，妙语连珠，所引资料数据脱口而出，背诵经典滔滔不绝。他的演讲，常常是一个关涉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总体性的论说场域。

汪曾祺：戏文都装在脑子里

第二位，说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他师从沈从文，师徒情深，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成“乡情小说”高手，以风俗画的手法表现故乡高邮地区的旖旎景物和风土人情。其新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凝思昨日与今天之间，追忆故乡独特习俗，以清丽散淡的笔墨，呈现诗意之美。其《故里杂记》等，又将笔触转入市井生活的描绘，其间寄寓与文化相关的悠长恬淡的人生和质朴的人性。不错，汪曾祺的小说避开了当代主流文化，但呈现出了普通劳动者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他们美而恒久的人性价值。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如他自己所说：“我守住了‘京派小说’的遗风流韵。”

汪曾祺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成“乡情小说”高手

汪曾祺也是位博闻强记的作家，他曾到我家四合院做客，见我书房除落地窗外，三面书柜堆满了书，他问，老弟藏书这么多，读透过几部？在我踌躇如何回答之际，他很认真地说：“我家藏书不多，但都认真研读过，不少我可通本背诵。”说着，不紧不慢地背诵起他恩师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那是沈从文第一次回乡时，重温“那个业已消失的童年梦境”、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之下构成的散记。船上站着的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的人，“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汪先生背诵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我读过，也能记住些，但汪先生背诵之精准，令我望尘莫及，惊为天人。

坊间传说，汪先生能将他写的《沙家浜》剧本只字不落地背下来，这件事《十月》副主编张守仁也跟我说过。我曾向汪先生求证，先生淡然一笑说：“自己写的东西，岂有背不下来之理。”接着他轻描淡写地说，他一生很喜欢京剧，且把京剧的儒雅、趣味乃至语言风格带到了小说里。他与京剧众多名角甚为熟悉。“文革”前，《芦荡火种》（《沙家浜》前身）的导演迟金生和主演赵燕侠找到他，希望他帮助写几段有分量的唱词。写了几段后，大家都非常满意，后来他成了《沙家浜》主创编剧。一天正要排戏，不料打印的剧本不知所终，大家十分着急，汪先生说没啥，都装在我脑袋里。他给大家把剧本流畅地背诵一遍，排演中有演员唱词忘了，他脱口说出。这让导演、演员见识了老头儿的捷才和超强记忆力。

汪老总说自己是个略有小才的人物，古今中外，博闻强记的名人还有不少，比如说陈寅恪就是其中翘楚。陈老晚年目盲，仍做学术研究工作，目不能视，凡需文献资料，他皆能记住在哪部书中的几页几行，每让助手惊叹不已。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恶化，印方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中央政府派人征询陈寅恪关于中印领土争端方面的意见，陈寅恪沉思片刻，即表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策划的“麦克马洪线”已让中国领土主权遭到损害，中国吃了大亏，如今再提出“领土要求”很不合理。然后，以口述形式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朝廷奏议等史料线索。我方用大量事实证据，有力驳斥了印度政府非法的“领土要求”，也让世界了解中印边界真相。陈寅恪的博闻强记发挥了作用。

王蒙：重写小说不在话下

最后说说我的老师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难》中，王先生写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情景，其中还有一段写了与我“谈得来”，一起去香山春游等文字。相处日久，我发现年轻的王蒙不仅深谙小说之道，有真才实学，而且博闻强记。他讲鲁迅散文《雪》，浸透了鲁迅的悲怆与伤痛、孤独与奇绝,说那是鲁迅以雪自况自喻。讲课时引经据典，特别是不断背诵鲁迅相关的文章，让听者莫不豁然贯通领悟。闲聊时，中外名著的片段，都会如泉涌般流淌出来，我说先生记性真好，他会以王蒙式的幽默说：“抱歉，一不小心，它们就溜达出来了。”

青年王蒙

一次，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同住一间大炕。这盘能睡半个排人的大炕，成了类似文学会所的地界儿，大家休息或傍晚时都聚在这儿，听王蒙背诵他尚未出版的《青春万岁》的片段。至今我还记得，他扬起手，朗声背诵：“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把我们带进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他背诵自己的诗《错误》，用诗阐述黑格尔“杂多与统一”的命题；有同学没读过给那篇他带来苦难、几成齑粉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会一字不落地背出来，大家听得出，小说以清雅委婉的笔墨，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

“文革”结束，“放逐”十年新疆的王蒙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继续孜孜于探索人心的秘密，其作品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大放异彩。我有幸在《当代》编发了他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命运史和心态史的“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这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实际上带有自传色彩，与他的《王蒙自传》互成犄角、相映成趣，成为他四十年生活命运的写照。但神奇的是，王蒙一生从不写日记，所有纷繁丰富的生活素材，都依靠记忆。王蒙说，这些烙印在大脑中的记忆，曾是痛苦战栗的折磨，然而他将之变成一种宽恕、一种温存。他说，记忆是“对生与不生的唯一证明，是对自我和存在的唯一证明，是对苦和甜的唯一回应的抚平”。

王蒙的博闻强记是有了名的，我亲历的不少。“文革”前，王蒙的《青春万岁》交给我社。一九七九年要出书时，书稿却找不到了，百般无奈，王蒙只好重写，写了几万字，我兴冲冲告诉他，书稿在仓库找到了。拿重写的与三十年前的原稿相对照，几乎完全一样，见证者莫不惊骇。一次我让王先生写个短篇，先生兴致勃勃用当时时髦的电脑写了，我去拿时，先生焦急地说，小说让电脑吞了。见我着急，安慰我说，我重写，不会影响《当代》排版。第二天我拿着重写的文稿到印刷厂去排版，过了一天，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在电脑丢失的那篇又莫名找到了。我取回，与排出的清样一对，天哪，一字不差！

更有奇者，有一天与先生同去美术馆看画展，我特别喜欢一幅写意画上的长题跋，于是准备抄写，先生拉我就走说：“我只要瞄上一眼，就记住了。”果然，到先生家，他把那题跋顺手写给我。第二天又陪秦兆阳去看画展，顺便核对，竟一个字不差。就博闻强记来看，王蒙不就是当代的王粲么？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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