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陀

我们很幸运，路遥是在二十世纪末写的《平凡的世界》，这个时间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和二十世纪完全不同的世界，面临着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形成空前大断裂的节点上。在这个大断裂里，所谓的世界体系，比如沃勒斯坦他们强调的世界体系，所谓中心、边缘、半边缘，这样的世界格局正在解体。解体之后我们面临的新世界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个新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一点可以说清晰可见。

世纪性的断裂给文学带来的问题是，文学要如何应对变化？可能性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回顾路遥的写作有特别的意义。

    多达百人的细致群像

路遥的写作在时间上、空间上、客观上，都和这个大断裂是同步的。而且《平凡的世界》所切入的，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断裂最尖锐的断口。当然，并不是说它是对现实某一个历史阶段客观的记录和反映。它是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它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经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

传统现实主义一般来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写人物。路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写人物，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写人物，他写的是一个群像，一个多达百人的群像。在这个群像里，他很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而且他解析出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即使跟乡土社会最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乡土社会的维护者，比如孙玉厚、田福堂——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者介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

路遥写中国乡土社会瓦解的时候，并没有把乡土社会写成是呆板的、被动的、没有生气的、像一棵完全枯萎的大树那样的空间，而是描写出了集体经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土地承包、乡镇企业，一浪盖过一浪的大变革。《平凡的世界》像一个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这个慢镜头里我们几乎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棵大树倒下来的每个阶段和细节，而这一组一组的农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过程中担任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历史过程重叠在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里，新旧冲突，特别是新理论、新价值，或者是新利益、新蓝图的召唤，都使得他们不能不介入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不能不成为乡土社会瓦解的担当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以说农村题材的小说进入特别繁盛的阶段，但是能够用文学对我们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做近距离的细致思考和观察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孙家兄弟

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很多评论都集中在孙少平身上，但是我个人觉得孙少安这个形象应该是路遥写得最下功夫、最用力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最丰满、最复杂的。如果说双水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片刻宁静，都是骚动不安的、充满矛盾和分裂的，那么孙少安的内心世界是最激烈、冲突最多、最典型的一个。路遥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一点，孙少安不但是一个非常刚直刚硬的西北汉子，路遥又着重描写了他柔情似水的一面。在中国文学人物谱系里，把一个人物写到单纯又复杂，能够这样统一起来、写得这么丰富的，不是很多。

这个人物的丰富性、他内心世界波澜起伏的复杂性，在小说写到他们分家的时候，表达得非常充分。孙少安后来办了砖厂，过上了比较富的日子，他的妻子秀莲提出分家，孙少安暴怒。孙少安与秀莲匆忙结婚，但是婚后一起生活他们产生了非常深刻和真挚的爱，可是当秀莲提出来要和父母兄弟分家的时候，孙少安怒气冲天，甚至要动手打秀莲。这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因为少安的形象不是这样的，他柔情似水的一面非常感人。他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这说明这个人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心理动机，都伸向大地深处的源泉。乡土社会像一棵千年的大树形成巨大的根系，使得孙少安所有的心理动机和反应方式都是在乡土社会所决定的差距格局里来思考和活动的，他完全不能接受秀莲这样的想法。

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家的崇高地位、家的崇高意义深刻在少安的灵魂深处，所以他的柔情和他的刚直性格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变成内心一阵阵的风暴。

但是最终秀莲胜利了，家还是分成了，因为秀莲背后的逻辑比乡土社会的逻辑更强大，就是个人经济独立。经济个人主义被秀莲不自觉地接受了，而这个逻辑和当时社会的变革、改革的逻辑是一致的。

少安还有另一面，他十八岁就当了生产队长，在他为病牛治病的情节里，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意识里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东西：他是一个集体当家人。小说中说“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全队人”这个词对于少安的思想活动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一方面是乡土伦理在控制着他，决定他的行为和感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集体意识对他一生的影响、对他性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为什么孙少安后来发财后有种种内心不安，特别是他雇人的时候，他成为同村乡亲的老板，这时候少安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复杂的。他后来给全村办学校，尽可能地在招工当中照顾自己村里的人，以此作为补偿——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没有完全退场，构成了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相对孙少安来说，孙少平是一个自觉的乡土社会的瓦解者。但是和孙少安比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逃跑者，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突围——在突围当中寻找另一种生活、寻找另一种生活的意义。他的突围方式有强烈个人主义的姿态。有些人往往把孙少平突围的个人主义和于连相比较。这样的比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把孙少安和孙少平做比较的话，其实更容易看出孙少平这个人物的意义，那是于连不能相比的。这个区别对于我们做文学评论来说非常重要。

《红与黑》中，于连和他父亲、和家里兄弟的关系是仇恨的。但是孙少平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其实是构成乡土社会的肌理和细胞，也可以说是DNA。说到底，孙少平是乡土社会的儿子，是这个乡土社会的儿子要突围。如果这样看的话，孙少平的个人主义和于连完全不同。孙少平有没有和于连比较相近的地方？有。他总是在自卑和自尊两个极端中互相摇摆，特别是当他由于贫穷、由于饥饿遭到歧视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强烈，但是这种反应跟于连不一样。他对自尊的追求或者他的自信，来自他自己德行上的优越感。他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对公正和正义的坚持，都跟陕北的乡土生活有着历史的血脉关系。

在某些时刻，我们担心孙少平是不是在争取自己的尊严，他从乡土社会突围之后会不会被金钱所吞没？会不会变成一个他所看不起的人？我觉得孙少平很幸运，几乎被当作生活目的一样的挣钱追求常常被打断。他为了帮助别人，为了帮助家人，他送钱给根本不相识的小翠，更不用说他供他的妹妹、给他的父亲箍窑。这些事情使他在突围过程当中跟他的乡土社会血肉相连，他不能像于连那样有资产阶级的英雄姿态和当时的社会进行对抗。孙少平身上对金钱价值的分裂、犹疑、抉择是于连所没有的。

很多评论还会讨论孙少平的苦难哲学，我对这个问题也作一点分析。我们把哥儿俩再做一次比较。两人对劳动的态度是一致的，对苦难的态度有一样的记忆。但是在孙少安那里没有苦难哲学的问题，孙少安对于劳动和苦难有很自然的认同。对孙少安来说，他把苦难当作必须接受的。孙少平则把苦难当作一个对象来对待，在这个对象化的过程当中实现自我奋斗。从路遥对孙少平读书的刻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孙少平的突围有一个目的：他不是要变成一般的城市人，他要变成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要掌握知识。他获得尊严的前提就是他不但要成为城市人，不但要离开乡土社会，而且要成为知识分子。客观地说，上千万的孙少安、孙少平们今天都离开了乡土社会，而且成为改变中国的主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孙少平绝对不是于连。

    描写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

路遥不仅写了一组又一组的农民，他还写了一组又一组的干部。这些干部既有村一级的、乡一级的、县一级的，还有地市级的，甚至还有省级的，这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里很少见。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丰富的、复杂的、一组一组的农民干部，或者跟农民和农村有密切关联的、出生于农村的干部群像，才能给我们展开一个广阔的当代农村政治生活图景。这样的气魄超过了柳青，这是路遥很大的贡献。

如果没有中国乡土社会的瓦解或者乡土中国的瓦解，中国会有这么大的、这么快的工业化规模吗？会这么快地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吗？不可能。因为乡土社会的瓦解是中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城市角度看中国变化，我们还要看农村，特别要看农村怎样从乡土社会、乡土中国里走出来。这个历史过程，这种总体性的画面，是路遥给我们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对现实主义有巨大的贡献。很多现实主义写作都比较小，比较细而微，比如说写个人经历、写一个村子的变化。但路遥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和世纪断裂相联系的中国的大变化图景，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看，《平凡的世界》非常不平凡。它用一种非常有气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锐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这个断口就发生在中国。《平凡的世界》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断口、理解世界，非常有好处。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