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林棹是笔名，棹字有古意，意为划船之桨，恰和小说标题构成某种奇妙的互文。《流溪》也正是林棹在文字中的一场深远的涉渡。故事的时间跨度大致从2000年到2005年，按线性时间重新理出的情节并不复杂：女孩张枣儿从高中到大学，经历了因父亲出轨导致的父母婚姻破裂、与浪荡情人杨白马的相遇与分手、母亲的自杀与父亲的二婚得子，如流星坠落般，她在回忆中讲述自己如何一步步从天真少女成为杀弟罪犯的过程。但有意思的是，这并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向的少女犯罪故事来书写，它更像是一份自我辩护的供词，一番被小心翼翼精心包裹却破绽百出疑点重重的话术——落实在小说上，也是一种叙事艺术。

与这样一种叙事艺术相映照，小说第一时间呈现出的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可以说，从第一章、第一节甚至第一段落、第一句话开始，就很难不被作者的语言狂欢所吸引，突破想象天际的象喻，缀满宝石般的修辞，巧妙嵌入的典故与戏仿，词与词、句与句、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精美勾连，时如暴雨，时如深溪，让这个时代里依然对“文学性”敏感的读者惊喜不已，看到久违的对汉语如此迷人的使用。故而70后作家棉棉评价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阅读文学作品，一种人不阅读文学作品，林棹的小说值得推荐给阅读文学作品的年轻人。

作为新作者，处女作即被发表、出版，林棹觉得非常幸运。但跋涉至此，却有着漫长的前史。十多年的时间里，故事的羽翼更加丰满，而林棹本人，也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写作者。从她身上，我们或可窥见这一代生长于互联网语境的写作者的成长路径，如《流溪》中丰茂的南方植物，野生而又蓬勃。

找回写作的“五星快乐”

《流溪》的雏形，形成早在2005年，那时林棹21岁，“你可以想象那个模型：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被家庭保护得很好，读了一些善良光明的文学作品，看世界戴着童话滤镜”。小说当时的标题叫作“阿维农”，也就是后来定稿中反复出现的“阿瓦隆”，这是凯尔特亚瑟王传说中为沼泽、树木和迷雾笼罩之地，只能用小船抵达的极乐仙境。《阿维农》的故事主体与后来的《流溪》区别不大，曾投给文学期刊，但没有成功，只有文学论述上的少数朋友读过。之后书稿遗失，直到13年后被她在一个旧硬盘里偶然找到，重新改写，便是《流溪》。她将这两个文本的关系比作嫁接，《阿维农》是砧木，《流溪》是接穗后更茂密的结果。

无名文学青年一团意气的写作没有顺利的开端，是最常见的剧情，但林棹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是缘于年轻时对文学和世界所怀有的不切实际的认知与敬畏，一门心思笃信写作应当需要一种“坐下来就能写”的天赋，总之当时得出结论：“写得不好就不要写了吧，应该去做点别的。”于是“傻不兮兮”地缴械、离开，而且离开得很彻底，从《阿维农》到《流溪》的13年时间里，她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如简介中所写，设计密室游戏、卖花、种树，做了很多和文学不相关的事。但，对曾经游历过文学丛林的信徒来说，幸或不幸地，“一旦体会过写作的‘五星快乐’，就完了，别的都是四星以下。过着一种‘最好也不过四星’的生活，整个人是不开心的，没有成就感的”。就像树上的骨节，无论枝冠如何伸展，作为一种不圆满，它永远滞停在那里了。

重新回归写作的契机很偶然。2018年初时，林棹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大病，病危通知家属签了三次，未来百分之七十的几率要活在呼吸机上。但好在最终还是活过来了，劫后余生的她在白茫茫的ICU里躺了15天，身体虚弱得连一支薄薄的铝勺子都拿不起来时，心里却异常有力地跳动起一个愿望：“想过五星生活啊！”“管它的天赋，写了再说吧！”这时林棹34岁。向往是如此强烈，以致搁笔数年重新进入写作时，她竟也不觉得有任何凝滞，“五星快乐”的体验即刻重新回到了她身上。在这样一种轻快的状态里，最近她的第二部小说也已经完成。

曾读过《阿维农》的编辑张诗扬提到，与《流溪》不同的是，前者有一个“非常正常而且不错”的现实主义结尾：张枣儿与杨白马一直在一起，两人进行一场火车之旅去见双方家长，感伤中有亲切。这倒是符合21岁的写作学徒透过童话滤镜所看到的好的世界。

站在34岁的台阶上，林棹省思自己青少年时的写作，觉得那时可能根本不能叫“写作”，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自那以后，保护良好的“模型”才离开“包装盒”，真正地投入世界。“那个过程就是逛来逛去、听不同的人说话、沿途拾取亮晶晶的东西，最后放进小说里。所以特别感谢‘经历’。”远离文学13年，但时间及其中压缩的经验为林棹打开了更广远的观看世界的维度，最终让她在归来之时获得了另一种更有掌控力的叙事——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情感故事让位于自觉的虚构和语言、灵敏的反讽与戏仿。这一次，作为虚构的魔术师，林棹穿行在语词中，线索清晰，自在而熟稔。

“魔市”青年成长史

张枣儿和社会青年杨白马相遇在“魔市”。初看这个词，有些不明所以。书中描述：魔市的物理形式是电线、大小不一的盒子、一种压扁的魔法水晶球和一块符文托盘。突破修辞魔障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魔市”指的是互联网。

“魔市”一词，取用自19世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魔市》一诗，写了两个小姐妹误入“魔市”的冒险故事，在那里，精灵售卖各种各样奇异甜美的果子，只要吃一枚就无法割舍。林棹偶然看到这首诗，觉得“这个名字太对了”，就借用了它。这里面有林棹的幽默，但在拟喻上相当准确：世纪初的互联网，结满人类文明的果实，精华与糟粕，令人欲罢不能。其后为了配合它，林棹在书中也创造性地用一个个特别的名字来指代现实中的地名，如张枣儿的家乡咸水城之于深圳（也是林棹本人的家乡）、浓雾城之于成都、热岛之于上海，这也让小说气质与纯粹的现实主义有了离地几寸的距离。

如林棹所言，“一切都是从魔市开始的”。小说开篇即是一场魔市体验的高空飞行，张枣儿在那里“误入文学青年的绿洲”，碎片式领略了艾略特、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们，遇到了深具文艺气质的杨白马，在虚拟空间中将自己的童年秘史和盘托出：父亲在鞋盒里藏的色情片，成为她最初的性启蒙；父亲的暴虐与母亲的神经质……真实或失真地，她在魔市完成了对童年的讲述，而这正是她向上追溯自己的人生起点。

而之于林棹本人，“魔市”也是重要的起点。她回忆说，她整个的文学启蒙都是在魔市和魔市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那时她还只是一个高中生，最常去的文学论坛“品位出奇的高”，每个假名带着他们最爱的清单进入魔市，清单上是一串作家、画家、诗人、乐队等等。在这些清单中，林棹遇到了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金斯堡、巴赫、西蒙娜·薇依、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如果不是在那里，我不知道那时的我还能从哪里接触到这些清单，以及尾随这些清单而来的无尽的清单，它也是一种自学的习惯的启蒙”。

年轻时的文学启蒙在成年后的写作中拓下很深的痕迹。除却张枣儿所分享的林棹自身在魔市的传记式体验，《流溪》从头至尾还充满了使这些“赛博朋克世界的难民”们会心的清单与典故：阿瓦隆的传说、波提切利与弗里德里希们的画作、纳博科夫与福楼拜们的角色……陆离而斑驳，如同一座小而精美的人文艺术博物馆，堂而皇之地展示着“知识”——活了34年，林棹依然觉得自己是缺乏“生活”的人，她认为她的写作更加倚重于从书本、互联网上获得的“知识”。与前辈充满历史感的书写不同，80后的这一代写作者常常以向内转的自身经验为写作蓝本，而这一份经验常常被诟病贫瘠、浅薄、狭窄与苍白，但林棹向我们呈现出的是另一种：生活在双重世界中的这一代，“魔市”连同从中探取到的多元化知识资源本身所作为的经验。他们依然拥有幅员广阔、趣味无尽不输现实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认知与书写空间。

致敬纳博科夫的“少女亨伯特”

在林棹所捞取的文学资源中，纳博科夫是被深度崇拜和反复阅读的一位偶像。在她的构想中，《流溪》试图成为一部致敬《洛丽塔》的作品。除了一些桥段、角色和细节设置，整部小说亦可视作对《洛丽塔》的戏仿，只不过性别置换，引诱少女的中年男子亨伯特成为了少女本人，她半自学成才，色情力惊人，诱引男性伙伴又将他们吓跑。林棹称之为“少女亨伯特”。

正如《洛丽塔》是亨伯特的第一人称自白书，《流溪》则可视作这位犯下罪行的“少女亨伯特”的自白书，二者都来自于一位不可信叙述者。如林棹所阐释的那样，“看一个不可信叙述者如何完成他/她的叙述”，构成了《流溪》的底层逻辑，或如那个古老训诫：“不要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而另一层逻辑，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追溯童年模式（及对其的反讽）——“一个女骗子告诉你，看，我的童年是这样的，可怜吧？”在这样两层逻辑之下，叙述者在天真少女、狂人、骗子的身份间游移，呈现为一个有经验的感官性的撒谎家，她或选择说什么，或选择隐藏什么，或选择铺张地说，或选择简单带过，让这份自白或者说抒情性的供词疑点重重。

读者最初跟随张枣儿的叙述之指引，一步步进入一个原生家庭不幸、内心敏感孤独的少女世界，直到察觉到某些叙述中细微的裂纹，才会产生怀疑及自我怀疑。不过林棹说，也有读者反馈说和女主人公同理到了最后一刻。不同的读者在这个故事中不断校正着自己的同情心，其实也是在定位自身理解与忍受世界的尺度。

张诗扬说林棹是她见过的“道德感最好的那种人”。不像一般作者总会对笔下人物有一定同情和偏爱，林棹完全没有，底线是清晰不可动摇的：“伤害无辜弱者是极大、甚至最大的恶。”于是小说的有趣之处也在这里，叙事者处心积虑地自我辩护，作者则身在更高一层旁观，隐隐的讽刺的笑，表层是虚构与叙事的艺术，底层是自在人心的道德判断。

植物也是一种字符

林棹很喜欢《流溪》的封面，一条河或一片湖，岸边长满蓊郁的南国植物，皆生着硕大的叶片和花朵。

读《流溪》，很难不对书中惊人丰富的博物学知识留下印象，植物与人的生命在字里行间平行且交映，与文本叙述极为妥帖。张枣儿自小有一种“家传的对植物的隐秘崇拜”，后来成为园林专业的学生，在她看来，树可以钉住空间（勒杜鹃—咸水城，木芙蓉—浓雾城，香樟树—热岛），也可以钉住人物（菩提—释迦牟尼，柳树—桓温，梅花—张枣）。植被是小说中的重要信号，什么植物生在什么纬度上，不能够错乱。

对植物的熟习，与林棹在远离文学的日子里卖花种树的工作经历有关。在那个过程中，她接触了很多优秀的从业者，感到受益良多。“我过去一直是那种‘文科生’，阅读的主题大都是‘人与人’，这段经历让我对‘人和自然’的关心变深了，开始观鸟，关心潮汐、风向，学习植物的名字。”当眼睛看到人以外的自然，世界开始变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闯入博物学大门后，林棹越来越觉得这门学问的奇妙，它有点“前现代”的意味，不是那么硬的“科学”，在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从它体内脱胎、独立之前，它就像一个广大温和的母亲形象。

在被不确定的叙事疑云笼罩的文本里，植物是唯一确定的东西。集骗子与狂人于一体的主人公不停描述它们，也是因为它们“在道德之外”，可以零负担地使用它们。而博物学徒林棹自己，也希望未来一直与这些可爱的植物为伴，并找到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描写它们和人的关系，“它们也是另外一种字符吧”。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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