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赵树理拥有着极为深厚稔熟的农村经验，与农民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对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信手拈来，这成为他不同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最重要的资源。民间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更“接地气”，形象、真实又不乏风趣地刻画出农村生产生活的种种面貌和新旧交织的人际关系。而他对解放区农村问题的反映，也引起了中共文艺界的注意。1947年夏天，在专门召开的赵树理创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讲话，盛赞“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由此正式确立了“赵树理方向”，亦作为贯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新的文艺方向，备受肯定。周扬后来也评价道：“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来自文艺高层的评价树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地位，不过对他自己来说，被确定为“方向”，未必是其志愿。早在《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风行时，他就诚恳自白道：“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深入生活，真正为群众写作，“老百姓喜欢看”同时“政治上起作用”，这是他的诉求。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著 作家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继续出产了一批代表作品，包括《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7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2年）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三里湾》（1958年），还创刊了民间文艺色彩浓厚的杂志《说说唱唱》。为创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身体力行，很多都来自于他近距离的下乡体验生活和亲自参加工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就和他在山西平顺县川底村的经验有关，1951年到1952年，他连续三次赴川底村这个他在解放前就熟悉的“老根据地”，参加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和社员们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了合作社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为他的写作积累下大量素材。1953年冬天，他开始了《三里湾》的写作，以此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某种程度上说，这继续了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问题小说”路子，如他本人所言，这部作品是为了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

《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在处理农村题材上的生动和娴熟，尤其是对落后分子“糊涂涂”、“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刻画，正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传神又幽默，呈现出丰富的生活气息和晋东南地域色彩。一个插曲是，小说完成后，虽有几家大出版社来“抢”，赵树理却把它给了别人看来“名气小、规格低、稿费低”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降低成本，减轻群众买书负担。1958年《三里湾》正式出版后深受欢迎，被改编为连环画、评剧、花鼓戏等，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起被列为反映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重要著作。

《三里湾》 赵树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过，在新的文艺批评语境下，他的这一批小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包括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时，“没有写出地主的捣乱”，“没有塑造出英雄人物”，“将‘两条道路’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写成了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这些来自主流的批评当时给赵树理本人带来很大的困惑，以致他减少了创作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反思和为自己辩解。

一个曾经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在新的语境下，突然“落后”了，成为今日围绕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时隔多年重新去看，很容易能看出所谓“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自己的方向”之间的龃龉。作为赵树理创作之源的农村生活是真正原汁原味的，给予他的是一种朴素的本真性和乡土民间立场，因而他最熟悉的、刻画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有着各种小毛小病但令人倍感亲切的“旧人旧事”；但当新的时代提出了“深刻性”、“史诗性”、“阶级性”、“革命现实主义”的新要求，他对乡土本真性的追求反而成为阻碍，如孙犁所评价的那样，“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有些黯淡下来”。

作为从上世纪40年代延续到十七年时期的重要作家，作为一种“方向”和样本，赵树理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意义。时过境迁，现在虽然他的作品阅读不复当年盛况，但当重新翻开《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作品，在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活泼的话语里，依然不难识别出那一颗热爱民间、为群众写作也坚持自己道路的真挚的心。

（原标题：赵树理的“方向”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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