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呼延云

    事之如母

    隐瞒身世十几年

“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郑板桥这首名诗所吟诵的，正是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郑板桥三岁时，生母就去世了，家中又贫寒，生活十分拮据，所以史料记载他“少孤寒”，全靠一位姓赖的乳母悉心哺育才活了下来，有一年赶上饥荒，大人都吃不上饭，小孩子更是嗷嗷待哺。赖氏每天早晨要去集市卖东西谋生，便把小郑燮（板桥本名）背在身上，用一文钱买一个烧饼，放在他手里让他慢慢吃，再去忙其他事……直到晚年，郑板桥回忆起这一幕，依然泪如雨下……

在古代，像赖氏一样的乳母或保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咸丰庚申（公元1860年）年间，中国陷入全面战乱。在南方，太平天国连续作战，攻下江苏多座重要城市；在北方，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而战火纷飞下的黎民百姓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

《清稗类钞》记载，当时吴中有一户姓程的人家，家中有一婢女，嫁给了当地一位姓叶的农民，生养了几个孩子。太平军攻来时，程家所有人都逃到乡下，暂居在叶家，“财物悉寄焉”。农村生活本就艰苦，战乱更使得饥饿、瘟疫接踵而至，城里人受不得这个苦，“不数年，程家属相继死，仅遗一幼子，在襁褓中”，不久，叶姓农民也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一大群孩子——其中包括程氏的遗孤。

从此，这个寡妇便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抚养这些孩子，对其中程姓的遗孤格外的好，要求也特别的严格，而遗孤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跟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管她叫妈妈。

时光荏苒，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寡妇“为程子聘邻村一女为妻”。成婚这一天，按照规矩，媳妇要拜婆婆，程子把寡妇请出，“将以新妇见”。而寡妇出得屋来，却对着媳妇拜了两拜，满堂的客人都惊呆了，程子更是大惊失色，寡妇说：“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婢也，主人不幸遭乱，流离死亡殆尽，我以郎君年幼，无人管束，故十余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实耶！”

接着，寡妇把十几年前程家的遭遇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又将程家寄托在叶家的钱财统统拿出来归还给程子，“程子欲分其半以与婢，不受”。程子拗不过她，于是坚持奉养她终老，“乃使其妻以姑（婆婆）事之，而己仍呼为母焉”。

同样与被哺育者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后来却“事之如母”的，还有不少。清代有位名叫陶东明的名士，他的儿子陶开永，从三个月开始就交给一位姓周的奶娘照顾，“抚之如己出”。在当时，奶娘这个行业也是“稀缺资源”，前面讲过，往往存在着要高价、动不动就以离职要挟主人的情况，而这样的奶娘又很少尽心哺育孩子。周氏则相反，只要合适的费用，“多给之不受也”。几年之后，陶东明去世了，其妻张氏想不开“以身殉”。那时陶开永只有八岁，全靠周氏抚养成人。而陶开永娶妻生子之后，一直感激周氏的恩德，“奉养如慈母”。可是周氏只要闲下来依然跟着其他的杂役婢女一起做工，陶开永流着眼泪请求她不要这样，周氏说：“我就是个劳碌命，不干活反而不踏实。”陶开永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后来就让周氏帮助自己操持家政，“有条不紊，不知者以为母子也”。

    秋菊抚孤

    坚决不嫁“肮脏翁”

电影《秋菊打官司》很有名，不过清代笔记中也有位秋菊，却因抚养遗孤而出名。

江西崇义县有位名叫王德化的医生，年过五十了还膝下无子，老妻做主为他讨了一房小妾，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在孩子刚满一岁的时候，王德化夫妇相继去世，其妾“典钗珥营丧葬”，丧事做完了，家里也就穷得不剩下什么了。其妾抱着尚在幼年的孩子在墓地痛哭失声，恨不欲生。家中的婢女秋菊毅然决然地对她说：“主人只留下这么一点血脉，你现在假如寻了短见，让孩子怎么办？九泉之下见到主人，他也不会原谅你的！不如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虽然家中贫困，免不了恶衣粗食，但有我来帮助你们，再苦的日子总能熬过去的。”其妾含泪谢之。

感谢归感谢，但既然做妾，又以生养孩子为主，所以莫要说外出做工挣钱了，连家务活都已生疏。自此，这个家只能靠秋菊了，“秋菊日出为邻家操作，夜归，织屦灯下，得值以赡口食”。一旦挣到了钱，就扔进屋里一个瓮里，这么攒了五六年，瓮中的钱居然已经多到快要溢出来了。

不久，小妾去世了，秋菊出钱把她的丧事办了，自己这佣人兼保姆也就算没事可做，可以回家了，正值青春年华，大把的好事在前面等着呢，可是回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和孤苦伶仃的孩子，她犹豫了，自己要真的这么甩袖子走人，这个小娃娃可怎么办呢？于是秋菊送孩子上私塾念书，塾师也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娃娃，不计较学费多少，让他在学堂就读。

从此，“秋菊旦送儿往，暮迎儿归，形影呼吸，相依为命”。不仅如此，她还请画工绘出王德化以及其妻妾的画像，悬挂在中庭，“旦夕命儿瞻拜，一室中俨如主人在焉”。遇到孩子不好好读书，秋菊就对着画像悲啼，“儿为之感动，一意力学”，十七岁时那年终于考上生员。

秋菊十分欢喜，去查看这些年努力在外面做工挣的钱，又有好几瓮了，于是她“为儿整庐舍，洁衣冠，将择妇”。乡里乡亲的觉得王家早已败落了，如今就剩下一个当年的婢女秋菊，“薄其孤寒，鲜与论婚者”，只有曾经给孩子当过启蒙老师的塾师觉得此子将来必有出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婚礼这一天，已经长大成人的王公子携媳妇来到中庭，给自己的生父母叩拜完毕，回头就要叩拜秋菊，感谢她多年养育之恩，秋菊坚决不同意，王公子又要从此对秋菊“事以母仪”，秋菊更加反对，奈何塾师也在旁边力劝再三，她才勉强答应了。此后秋菊“不敢自怠，恒纺织以佐薪水用”。

当地有个中年油腻男，刚刚丧偶，“闻秋菊贤，遣媒聘”，大概是托媒人许下了什么锦衣玉食之类的诺言，被秋菊一番嘲笑：“我要是想嫁人，早就嫁了，何必等到现在嫁你这么个‘肮脏翁’呢？我现在自己有个家，家里的孩子早晚会有出息，我宁可织布自己养活自己，也不会依赖你的。”而王公子没有辜负秋菊的厚望，后来举孝廉，“适秋菊六十初度，郡邑楔旌其闾”。

    千里哺乳

    趋人之急胜游侠

如果说家里聘请的保姆和奶娘尽职尽责是一种“职业道德”，那么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录的“临时奶娘”故事，表现出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崇尚的“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的合体。

道光年间做过直隶永定河道的戴鸾翔，有个儿子当广东县令，上任不久就突然发急病去世了，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期间，而家中贫寒，不能在广东久居，考虑到老公公当时正在汴梁做官，于是戴妻便大着肚子扶柩北归，去投奔公婆。行至湖南，在一处旅店休息的时候，突然肚子疼了起来，然后产下一个男孩。

为去世的丈夫诞下一个后代，戴妻喜不自胜，然而又陷入愁苦之中，一来自己毫无育儿经验，任凭孩子哭哑了嗓子也没办法，二来自己全无奶水，结果导致“儿日夜啼，妻亦抱儿而哭”。吵得旅馆里外的住户都不得消停，有个妇人气哼哼地过来，发现是怎么回事之后，责备孀妇：“你不就是没有奶水吗？雇个奶娘不就是了，让小娃娃这么没完没了地哭，我们其他人还睡不睡了？”戴妻哭着说：“我是带着我丈夫的灵柩到汴梁去，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找奶娘，何况我丈夫生前做官清廉，如今撒手人寰，我连去汴梁的路费都是借的，哪里还有钱雇奶娘，可怜我丈夫就剩下这么一点骨血，儿死我亦死也！”说完哭得更加伤心了。

那妇人听了，皱着眉头责备她道：“你一个当妈的人了，别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然后一把抱过孩子，敞开怀就把奶头塞在了孩子嘴里，孩子有奶喝，马上就不哭了。接着妇人对目瞪口呆的戴妻说：“我是本地人，几个月前也生下一个孩子，所以奶水足，不过我家温饱无忧，所以我是不给人当奶娘的，这样，我回我的客房里跟我丈夫说一下，看能不能帮你在附近雇个奶娘。”戴妻自然千恩万谢。

等孩子吃饱了，睡着了，这妇人回到家里去，支使丈夫去找奶娘，结果问了一圈，乡里乡亲的倒是愿意给本乡人当奶娘，但听说是要跟着去汴梁，路途遥远，没人愿意做，丈夫回家跟妻子一说，那妇人蹙眉良久道：“这样的话，只好我跟那孀妇跑一趟了。”丈夫一听大怒：“咱们家不愁吃不愁穿的，怎么能去给人当奶娘？！”妇人把眼一瞪：“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那母女二人一个饿死，一个哭死吗？这件事情事关人命，我说怎样就怎样，你不要管！”

于是她花钱雇了个奶娘，将儿子托付给她哺乳，“而自从戴妻以行”，戴妻小心翼翼地问她：“这一趟您跟着我需要多少钱啊？等到了汴梁，我一定如数给您……”那妇人火爆脾气又犯了：“从这里到汴梁，从汴梁回这里，所有费用我自理，一分钱也不要你的！”然后拔腿就走。

“遂发湖南，道湖北，而至于汴”，一路上多亏妇人哺育和照顾，戴妻和孩子才平安抵达汴梁。戴鸾翔见到儿子灵柩，悲伤不已，见到刚刚出生的孙子，又无比欣慰，对那妇人感激不已，要给她丰厚的报酬，那妇人坚辞不受，戴鸾翔让老伴“盛服拜谢之，又具盛馔，与之宴饮”，临走时说：“你回湖南的路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夫人高洁，超迈寻常，然而要是这点路费都不收，我们老夫妇实在太过意不去了。请千万不要再推辞了。”那妇人只好收下，抱着自己哺乳了一路的小孩子亲了一下，就毅然离去。

“余谓此妇所为，类古游侠之士，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谓奇女子矣！”俞樾在文章的最后由衷地赞叹道。

今天的中国，既无战乱，也无饥荒，按理说是有史以来物质最丰盛的时代，但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却屡屡冒出虐童这样堪称在人性上突破底限的丑闻……是贫富差距引发的心理失衡？还是弱势群体受气后报复更弱势群体？问题是这些情况在古代也存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猛料”爆出来呢？也许有人会说，只是信息发达、媒介形式的丰富让类似事件获得曝光的机会更多罢了，那为什么那些善良的奶娘、仁厚的保姆、侠义的妇人却难得一见，没有获得曝光的机会呢？看来正确答案不是那么容易得出的……不妨换个角度想想，我们都盼望社会多一些好人，但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做个好人，假如不愿意，为什么？那么答案就虽不中，亦不远矣。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