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伯文

晚年方令孺

以今天的标准看，《琅琊山游记》是一篇典型的非虚构散文。除了同游者均以××替代，其他均有着很仔细的写实。

首先，琅琊山之游，源自一次寒食节中的茶聚。方令孺《琅琊山游记》：

今年寒食节的头一天，××君夫妇约我和好几个朋友吃茶，讲到明天是寒食节，又当这初春花发的时候，应当到什么远一点的地方去跑跑。不知怎么忽然想起醉翁亭，也许因为从前有一个人曾说过：“睡与醉虽有罪而不加刑焉”这句话的缘故，就想去领略古人的醉意吧。

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中，自从欧阳修做了一篇《醉翁亭记》，这地方就一直盛传下来。我早就想去游，总打不起兴致。这次朋友们既这样高兴，我也就决定不扫兴。

此处，以文中前后时间定位，茶聚的时间，应是1936年4月3日。茶聚的发起者为××君夫妇，参加者除了××君夫妇和方令孺外，当还有另外至少2位以上的朋友。

次日，琅琊山之行即得以成行，共有5人参加。方令孺写道：“我们有五个人，一道去江边候轮渡，”渡过长江，就是浦口，再坐游览专车，“从浦口到滁州不到两个钟点就到了。”因为从滁州车站到山有三十里地，方令孺自省没有能力走这么远，就坐上了人力车，“也劝同游的女伴坐另一辆，其余三个人就跟着车跑。”由此可见，5人之行是确定的，并且只有2位女士（即方令孺，还有××君夫妇中的妻子），其余三个跟着车跑的当为男士。

那么，除了作者方令孺和××君夫妇，另两人又是谁呢？答案还要从方文中去找：

晚饭后，裳宽（琅琊山僧人——吴注）点两盏大煤油灯，抱一卷纸，研好墨，请××作画。达修老和尚也似乎特别高兴，泡一壶云雾茶，挟一包皮皮旧画来请客人替他鉴赏。又高声嚷着要同我们联句作诗。

等××画完两张画（一张鹰，一张石上松，都是山中实在的景物），再写完一张即景诗时，月光已照满对面的高崖了。

此处，已经点出同行者中有一位××是画家。只是方令孺将同行者均以××、××、××替代，且都是××，人为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

还有一处，也是容易让仔细阅读者容易困惑的：“××和裳宽坐在竹林那边去说法。我同××、××三人坐在悟经堂的石阶上，松树的影子筛在地下。”不是明明5人吗？为什么此处只说到了4人，另一人去哪里了呢？

其实，细读文本，另一人是在文中惟一出现过姓氏的，只是很容易被忽略：“由龙潭再向西走。在路上郑家小弟弟拾得一块石头，拿在手里觉得很重，光泽像煤炭。这是附近凤凰山石，凤凰山原有铜矿，这种石头乃是铜化石。”

至此，与方令孺同游琅琊山的另4人，已经大体确定，即：××君夫妇、画家、郑家小弟弟。从“郑家小弟弟”的称呼，甚至可以推断出另4人中必有姓郑的。

方令孺在1976年故世。此事只要当事人自己不说破，与方令孺一起琅琊山之游的同行者可能永远被××、××、××所替代了。

1983年，从法国归国定居的盛成在《情深意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中披露：“1935年秋回国后，我和妻子郑坚举家搬到南京居住。”因为一直耳闻目睹徐悲鸿的家庭纠纷“愈演愈烈”，因此，作为朋友，他们夫妇想舒缓一下老友的心情。所以：“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

此文由盛成口述、许天方记录，被收入全国政协文史委所编的《回忆徐悲鸿》一书中。

如此，方令孺的文章和盛成的文章得以互相印证，并基本可以确定方文中画画的××，就是徐悲鸿（1895—1953）。从《琅琊山游记》中还可以找出另一处证明：

三人中间有一个人心里正填满了苦恨，说不久就要走到寥远的南方入山去了。在这寂静的空山明月下，在这天真无滓的祗园中，这个人把他的悲愁用轻轻地像微风拂草，又从草上悠悠地落到涧底下，跟着泉水在石子中间哽咽的声音向我们诉说。月光与这个人眼中的泪光交相辉映。这正是宜于在这深山里月光底下倾听人说心事！我好像听了一段凄凉的夜曲，默默地站起来，跑到藤萝架那边去徘徊。

那夜，跟方令孺和郑坚叙述自己心情的正是徐悲鸿，此后不久，徐即南下桂林了。在那夜单独与僧人裳宽说法的，则是盛成无疑。当时，盛成正在追随佛学大师欧阳竞无（1871—1948）学习汉学和佛学。

醉翁亭

如果5人中有丁玲（1904—1986），一是文章开头坐人力车一节则有问题，另外，当晚与徐悲鸿一起夜谈的，就当为4人。丁玲当时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方令孺与之结交、交往，给丁玲带去很大的温暖。以至在晚年撰写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时，丁玲专门写了《方令孺的友情》一章，以感念方令孺在那段时期对她的关心。在这一章中，丁玲完全没有提到曾与方令孺有过琅琊山之行。

所以，在盛成郑坚夫妇、方令孺和徐悲鸿之外的另一人，只能是方令孺在文中已经明确写出的“郑家小弟弟”。这个小弟弟，随着盛成文章的披露，也随即呼之欲出。他就是郑坚惟一的弟弟郑成武（又名郑红羽，1918—1951）。那一年，他18岁，与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又名李伯悌，1918—1996）同龄。

2011年台湾曾出版《曾经新月映诗坛——方令孺传》一书，该书作者梦之仪也关注到了这一篇游记，并对同游人物做了考证。即盛成郑坚夫妇、方令孺、徐悲鸿、丁玲，又可能也注意到方文中对“郑家小弟弟”的描述，将“郑家小弟弟”论为盛成夫妇的孩子。这个考证结果是错误的，该书中对琅琊山之游参加人员未作出说明，但应该是依据盛成《情深意长》一说。作者的说法谬误在于，一是将参加人数无故多出了一人，二是指出盛成夫妇是携子前往。该作者不知道的是，盛成的长子盛胜出生于1933年12月，此时才3岁多一点，是既无法跟着人力车跑三十里地，也无法在山野里独自发现石头的。

在盛胜近年披露的一封盛成致郑坚的信件中，亦佐证并坐实此事：“廿五年(1936)春，……你病新愈往平接母、弟南下，你之英勇，我愧弗如，不便谏阻退而看护两孩。二月由榆园迁湖南路你又孕矣，其间我曾赴沪一、二次，同游茅山一次，与悲鸿、九姑同游琅琊山一次。亦可称苦中之乐，其乐陶陶。是年夏决议你与母回平，弟留京，我去沪。” 九姑者，方令孺也。方令孺为方玮德的九姑，当时他们的朋友多以“九姑”称呼方令孺。靳以、巴金等均是如此。但此信仅在网上披露，并未公开出版，所以引证还不算有力。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还是盛成本人将细节说明。这一次，是他给徐悲鸿研究者王震的一封信，写信时间是1984年3月2日。信中主要补充说明了他与徐悲鸿关系的几个具体情节。其中关于琅琊山之游的部分是：

1936年春，阴历正月底，那时我们家由南京大光路迁往湖南路夏家。丁玲住在城外，行动尚不自由，我们与方令孺常去看她，谈及约悲鸿去醉翁亭与琅琊山，回时送他回家，与碧微和好。此时悲鸿常住中国文艺社或沈宜甲家。结果，丁玲得不到允许，我们四人去滁州，住了三四天，回南京时，即至傅厚岗，见了蒋碧微在画室招待我们。

虽然在人数上未精确将郑红羽列入，但纠正了《情深意长》一文关于丁玲同行的错误，并讲出了原因。所以，可以推断，在琅琊山之行前的茶聚中，是有丁玲参加的。但最后终未成行，是由于她当时仍在当局的监管中，如出行，需向有关人等报备申请。

琅琊山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徐悲鸿与蒋碧微分居多时，盛成等人打了如意算盘，即琅琊山归来，一起送徐悲鸿回傅厚岗的家中。所以，一进徐家，郑坚就笑着对蒋碧微说：“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但始料不及的是，蒋碧微并未买账，大声回了郑坚一句：“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众人听了，顿时无言。

当日从琅琊山下山后，一干人等是在滁州吃完晚饭才回南京的，关于“饱餐一顿”的地点，方令孺写道：“滁州城内中心桥傅同兴酒馆所烧的孟公坝黑尾金鳞的大鲫鱼，其味鲜美无比。还有用酿泉制出的甜米酒，色香俱佳，味亦醇厚。”到了南京后，他们一行一起送徐悲鸿回傅厚岗的家，所以，方令孺在文中说：“到家已夜间十点。”这在时间上也对上了。因为如果在滁州晚餐后，直接渡江回南京，方令孺回到自己的家，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

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是把1936年那一段时间直接定义为“苦难的岁月”的。虽然是徐悲鸿的挚友，但徐、蒋的夫妻反目并未影响到盛成与蒋碧微的交往。盛成在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大学法学院教书，住在台大宿舍温州街16巷3号，与蒋碧微时有往来，当时，蒋住在温州街96巷10号，相去不远。我去年曾专程去台北温州街实地踏访，在“旧貌换新颜”的3号门口巧遇盛家当年的老邻居，邻居回忆说，当时是经常看见蒋碧微步行到盛家来玩的。

琅琊山之行的5个人，郑坚最先去世。1938年，盛成正代表文协，与郁达夫等在台儿庄前线劳军，只有33岁的郑坚死于兵荒马乱的盛成仪征老家。第二个去世的，是被方令孺亲切唤作“郑家小弟弟”的郑红羽。他在1938年由盛成在汉口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先去了延安抗大，后至晋察冀边区，再后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文工团团长。1951年，在与乃姊一样的年龄亡故于四川。他的妻、子，乃至第三代都是知名度颇高的演员。徐悲鸿病故于1953年。方令孺在1976年以80岁高龄离世。盛成高寿，97岁在北京溘然去世，时在1996年12月26日。

（原标题：方令孺与谁同游了琅琊山？）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