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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山人普遍不受欢迎,李维桢为何在晚明士林中有独特地位?

2020-05-25 14:57 北京晚报 TF024

“山人”本指遁迹山林的隐逸之士,晚明山人则是一群科考不畅,不能出仕谋生,也无耕种之力,只能以诗文书画干谒权贵,游走四方的知识流民。有明一代,人口不断增长,读书人日渐增多,但科举名额却未随人口增长而增加,大量士子或科考失利,或不满科举制度,于是弃举学诗,形成山人队伍。

作者:齐悦


以“八大山人”闻名的朱耷,正因自视为“山人”而取此号

晚明山人或为布衣,或为出身贫寒的生员,他们道德品质、谋生手段、文化造诣千差万别,人生境遇亦不尽相同。山人品行不一,心态也颇为复杂,既有积极的济世经国,也有传统的隐逸避世,有纵欲享乐的玩世不恭,也有仗义相助的侠义风骨。

松江人陈继儒被后世看作晚明山人领袖,号称“山中宰相”。他自幼颖异,文采飞扬,受到同郡徐阶的器重,江南文士纷纷与他结交。但他在29岁时,却将儒生衣冠付之一炬,放弃科举,遂隐居昆山,后迁东余山,杜门著述,吟诗作画,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 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归隐次年,松江大水,陈即上书政府请蠲赈。后来松郡大灾,陈又倡议煮粥赈济灾民,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 屡屡为民请愿,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

即便如此,由于陈继儒得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人诟病。讽刺的是,后人都将他视作明代山人群体的著名代表,而陈继儒却不喜、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山人。

山人不居山而遨游缙绅,不出仕而指点朝政饱受非议,从民间到庙堂,山人都不受欢迎。士大夫多以山人有辱文士高洁之风,讳与之相交,但亦有同情提携山人者,李维桢和冯梦桢就是代表。

晚明士林中,李维桢(湖北京乡人)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才华卓越,弱冠登科,出身翰林而又出为封疆之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是王世贞之后晚明文苑盟主,负重名垂四十年。

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重义轻财,他不囿于门户之见,与人交往不论身份地位,交游对象中一大部分便是山人群体,其自号为“大泌山人”,取自家乡京山天门交界处的大秘山。

李维桢并非不知山人当中有欺世盗名之徒,但没有据此否定所有山人。正如其所言,山人群体复杂,“上可以交公卿,下可以群牛医马卒,浊可以游卖浆狗屠,而清可以对高僧羽客,诚难以一节名先生。”

历经宦海沉浮的李维桢对山人多了包容理解,极为善待这个被排斥在仕途以外的下层文人群体,对其不惜嘉奖之词,希望他们能以文墨糊口。

李氏不仅与陈继儒、王稚登、张凤翼等名流交好,更多与平凡小辈结交。他宦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广交天下士,至新安拜访汪道昆时交潘之恒,游吴越时交丁云鹏,宦大梁时交程可中,晚年客居金陵、广陵间交陆弼等。李维桢的真诚热忱打动了山人,有些山人长期跟随李“入秦入晋,历燕赵齐鲁江淮南北,尽览山川要害”。在他遭谤辞官,以“大泌山人”自居,杜门在家专心著述,连亲戚都难得一见,但山人以诗求见,他无一不见,互相酬唱,还与乡中隐士畅游山水,远离尘世喧嚣,忘却世俗纷争,寄情山水之间。

和四海名士交流,已成为一种心灵慰藉,与李维桢亲密交往的布衣山人有陆无从、何无咎、俞羡长、屠隆、王承父等,李维桢支持他们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并为其诗文集作序推荐。他称赞汪明生“不殉名亦不逃名,不避俗亦不忤俗,不谄上交亦不读下交”,由此为山人辩护,真正的山人生活雅致,精神自由,人格独立。

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家国情怀在山人身上依然存在,怀才未展的李维桢似乎在山人身上看到自己影子,他称许湖广乡人王承父“身处布衣之位而慷慨抵掌谈当世事”。

程可中与李维桢交好,不同于宾客对主人极尽赞美,程敢于直言,对李维桢的文学风格有过批评。这位当世文豪不仅不以为忤,甚至拱手叹服,虚心接受晚生意见。程可中去世后,其子因家贫向李维桢求助,李维桢毫不犹豫拿出润笔费资助程家。

李维桢欣赏山人的才华,同情山人的困境,尽其所能提携帮助山人,但这些未能获得当世士人的谅解,他被批为“负才而轻桃者”,尽管在平抚浙妖叛乱时功劳甚著,却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但他“终不以介意也”。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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