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画

大都会博物馆的故事是典型的具有美国精神的故事。借用现任馆长托马斯·P·坎贝尔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雄心、公民责任和慷慨付出的故事。它诞生于1866年7月4日巴黎的一次午餐，借鉴于欧洲王室赞助数个世纪的欧洲博物馆，美国著名律师约翰·杰伊在那天宣布，美国需要自己的艺术博物馆，当天在场的美国实业家誓言要共同为之努力。大都会博物馆在四年后成为现实。1880年，坐落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都会博物馆首次开放。我寻找有收藏这些画家作品真迹的博物馆。真迹，即一个人遗留下来的生命的确证的信息。这是我想要看到的。看到也是触摸。我要抚摸那些杰出而孤独的灵魂。在欧洲艺术展厅看到那些画我感受到心脏的狂跳。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外景图 夏榆 摄

塞尚1861（22岁）

保罗·塞尚《玩牌者》

《精神病院的走廊》是温森特·梵高作于1889年9月的油画。这是油画颜料和精油覆于黑粉笔画上粉红色罗纹纸，规格为65.1×49.1厘米，这幅画是梵高对他所居留的圣雷米精神病院的描绘。画面中，一条幽深长廊如洞穴般由近及远延伸而去，一个微小的男人的身影遁入门道，画境空旷，绛黄色螺旋式长廊与空寂的赭色地板。梵高从1889年5月到1890年5月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此后不久他就在阿尔旷野的麦地里开枪自毙。

次日，人们在达拉斯贡和圣雷米之间的一个地方找到他。

梵高脸朝下匍匐在一条沟里。

“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欧文·斯通写道。然而他还是记述了梵高最后时刻：

他抬起头，仰面对着太阳。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他倒下去了，把脸埋在田野上肥沃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泥土之中，像一把急速还原的泥土，正在返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玩牌者》是保罗·塞尚作于1890年的一幅布面油画。画作下方的标签注明规格为65.4×81.9厘米。我不是画艺的精通者，然而塞尚的这幅画是认识的。画中的四个人，有三个头戴礼帽的男人围着一张狭窄的方桌打牌，另外一位头戴礼帽的人衔着烟斗看打牌。人的神情是专注而木讷的，画面的细节逼真对称。作为背景的灰蓝色墙壁、男人灰蓝色的风衣，灰蓝色桌子，棕色的帷布的一角与身穿棕色西服的男子和身下的座椅的色调相互对称。

塞尚的《玩牌者》创作背景我是知道的。从1890年到1896年，塞尚专以玩牌者为题材，进行他的绘画实验。他从自己家位于普罗旺斯埃克斯的庄园请来农场工人作为模特。在无数试做的基础上，他最终完成五幅画，既延伸又挑战了对玩牌者这一从十七世纪开始流行的主题的传统描绘。《静物：水罐、杯子和苹果》也是塞尚的作品，作于1877年的布面油画，60.6×73.7厘米。静物是1870年代塞尚作品的核心主题。图上独特的壁纸花纹与塞尚作品中一贯的中性背景截然不同，壁纸花纹中的V字形也与垂下壁橱的白餐布的形状相呼应。白餐布被解读为倒着的维克多山，那是塞尚最钟爱的风景主题之一，餐巾中的深褶皱就好比山脊和溪谷。形式上的类比揭示出这些静物作品的结构背后是深思熟虑的构思，塞尚常用静物绘画进行形式和技巧上的实验。用不连贯笔触上色这种手法反映出他对印象派技巧的吸纳。

《精神病院的走廊》梵高，1889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梵高自画像

怀着朝圣的心意观看并非夸张，说心灵相通也并非诳语。当我观看他们的时候，也不单是个人在观看，我同时借助杰出头脑在观看他们。“在塞尚这个人物身上，无限伟大并令人震撼的是，几乎长达四十年，他从未中断地待在他的创作的内部、最内在的中心；我希望有朝一日表明，他的画透出闻所未闻的新鲜和贞洁，该何等归功于这种倔强。画的表面真像是一枚刚刚剖开的果实之肉。”说这些话的是诗人里尔克。1921年12月24日，里尔克在发自穆佐小城堡的书信中跟友人谈到他激赏的塞尚。艺术家在辞世之后对后世的影响是其生命力的扩展和延伸，如果其言行能使后世的艺术家效法也是其精神价值的显现，“一个艺术家一旦找到了自己生机勃勃的活动中心，对他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此中心，由此中心（它确实也是他的天性以及他的世界之中心）最远也只前行至他的一直被静静地向外推动的作为之内壁；他的位置不在、从不在、甚至一刻也不在观察家和评论家的近旁。”

现在重新注视和勘察塞尚的生命与艺术之旅也是再度认识和发现。

1874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在卡普森大街35号摄影家纳达的工作室举行“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的第一次展览会。这也是印象主义画派的艺术家第一次面对法国公众。在没有序文的目录中，记着30名艺术家的名字，其中有塞尚、德加、乔曼、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的名字。公众站在展出作品前的态度，后来被作家左拉在《杰作》中记述：“女士们用手帕掩着嘴不住地笑，先生们大笑得腹痛。这是一个哄笑的漩涡，在觉得滑稽可笑的群众中逐一传遍。不久逐渐进入高潮，爆发了无聊的事，不管美丑，全部成了哄闹……不学无术的人评论绘画，他那圆滑而愚笨的嘴里说着无聊的话，讲着奇怪的感想，给予愚蠢的恶意的嘲笑。这些就是目睹独创作品的资产阶级的愚蠢。”

印象派画家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实验风格的画派，在早期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无例外遭到嘲笑和批评。塞尚是被嘲笑最多的，那些连画笔或铅笔都没有握过的人指责塞尚不懂素描，批评他的画不完全。有位批评家指责塞尚的画是“喝醉了的淘粪工的绘画”。公众的反应带给塞尚幻灭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以后在孤独中工作，决不再和朋友一起展览。然而即使有种种的不愉快，印象派画展还是席卷整个巴黎。人们对它施加嘲笑和诽谤，观众成群结队。印象派画家被群嘲的同时，他们所倡导的新艺术开始渗透到艺术沙龙，影响到艺术界。

《穿红马甲的男孩》塞尚

现代艺术史也是精神疾病史。每一幅绘画作品的后边都站着一个人。那是绘制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病理标本。艺术家是心性敏感的一类。他们有着赤诚的情怀，炽烈的赤子之心，这注定他们在有生之年经历心灵的自我鏖战。对孤独的需要，以及对来自他人的肯定和理解的需要如同悖论本身存在于艺术家的内心，这是他们经常陷于自我鏖战的缘由。自我怀疑是这鏖战的主要显现。几乎每个杰出的艺术家都会遭受冷遇和人群的排斥，这是必然的成长之旅，即使在成熟之后也是必然的境遇。重要的是艺术家要战胜这一切坚韧而强健地活下来，因为人群和这个世界的存在一样都属于无常的事物。艺术家就是要战胜无常的事物，与更恒久的时间在一起。创造和时间以及爱，这是艺术家葆养自身生命最好的元素。

1958年10月15日，塞尚的《穿红马甲的男孩》在伦敦拍卖会上被美国金融家保尔·梅隆以61.8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他的很多画作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高价收藏。

“生活真令人生畏。”这是塞尚经常说的话。生前塞尚必须要与自己内心的怀疑和孤独感鏖战。他去做弥撒，带着嘲笑的心态去，把去做弥撒说成去“取中世纪的碎布头”。他曾说宗教是“精神的卫生”，有时在祷告最高潮时打瞌睡。但他说，那时因为祷告心情就安定了。某天，弹风琴的僧侣弹错了，当他损伤情绪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写信给儿子说：“为了成为天主教徒，要向利害关系开眼，放弃正确观念。”尽管塞尚对教规多有不敬，他还是会热烈宣誓，因为宣誓对他来说可以压制怒火。当他在困难面前走不通的时候，他边作画边唱晚祷的圣歌。尽管他有种种变化无常和嘲笑的怪癖，但他长期探索的支柱可以在宗教中真正找到。他指着天空对青年画家路易·巴·巴耶说：“除它之外什么也没有。”1899年塞尚写信给第一次进行圣体拜领式的侄儿说：“我为你祝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除了相信一次年老之外，其他一点希望和安慰都没有。”

塞尚与印象派画家的关系开始疏离。他对展览不再热心，经常不在巴黎，对这个流派的画家在雅典咖啡馆的集会不太有兴趣，逐渐与朋友们疏远。他太粗野，穿了大长靴在巴黎郊外散步。他画的画被称为绘画的无政府状态，或艺术的狂乱。没有人对他感兴趣，有时他画出的画作一直放在野地里，没有人过问。塞尚在给左拉的信里说他“以非常软弱的情绪工作”，度过了1881年夏天。1882年10月塞尚回到埃克斯，其后三年时间他一直隐居在普罗旺斯的寂静中。塞尚继续每年向审查员送作品，但确实落选，他说好像“受残酷的绞刑”一样。不管在埃克斯还是在巴黎，没有一个人关心塞尚的努力。然而他决心不为入选沙龙而对官方艺术让步，要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相信既能使自己满意，又能让审查员满意。塞尚一面受到审查委员会反复多次的不幸刺激，一面继续进行其在绘画上的探索。他在埋头苦干。他唯一关心的是观察自然，他在给左拉的信中说：“工作也许往往是各种各样的，但工作是能找到真正满足自己的唯一隐遁场所。”

1890年前后，塞尚的名字在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除了在拉斐特街附近的缪勒尔家里举办的小型展览会展出，以及1882年和1889年在官方沙龙展出两幅作品以外，1877年以后塞尚的作品在巴黎一次也没有展览。能发现他的画的地方只有丹基叔叔的店里。这里脱手虽快，价格却非常便宜。当时关于塞尚的知识，只有从这位年老贫穷的绘画颜料商人知道。那个光线暗淡的店里，即使没有塞尚画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这里成了叹赏塞尚作品的人聚集的地方。梵高经常到克劳齐尔街的丹基的店里来，经常来的还有保尔·高更。

在莫奈、皮萨罗、雷诺阿、马奈已经被热议的时候，只有塞尚还在寂寥中。

1867年作家左拉将塞尚评价为是个具有坚强勇敢个性的人。其后1880年，列举了塞尚还在暗中摸索的确凿证据。16年后进一步使用了“受挫折的天才”这句话。

1899年塞尚对友人说自己的画每年能得6000法郎就开心了。因为画作必须通过儿子保尔卖，卖画钱的一成要给儿子。保尔甚至想干涉塞尚的创作，他责难父亲光画男人，想让塞尚知道画女人能卖得很贵。这样的干预和责难与外界的冷嘲一样令塞尚厌倦。

“孤独，它才是对我最适合的东西，一孤独，至少谁也不要想来统治我吧。”

1890年塞尚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塞尚和母亲一起住在风庐。和母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时候，塞尚能充分享受自己甘愿的孤独生活。他常常在庭院里工作，想逃避与人见面，不管是谁。不论是在埃克斯还是在巴黎，塞尚过着极其隐遁的生活。在巴黎，塞尚到卢佛尔美术馆去画素描，不在街头和河边作画，因为街市太嘈杂。然而不管什么时候，热情之后接着便产生灰心，这往往妨碍他工作，使他陷于绝望。塞尚为了汲取勇气，回到埃克斯。

1906年10月22日，塞尚长眠于普罗旺斯州埃克斯市鲍列贡街。塞尚是在画室附近画风景，突遇一场暴风雨，被雨淋了几小时。洗衣马车夫把塞尚放到马车里带回家，帮助他睡到床上。翌日一早塞尚就起身到院子里画画，回来的时候已是濒死的状态。

“依旧是在世上，在一块画布上面，他必须用颜色来实现他的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评论《塞尚的疑惑》中写道：“我们永远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却永远不能面对面地看见理想与自由。”

《圣阿德列斯的花园》莫奈

《莫奈自画像》

现代主义绘画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浪潮中，随着意识形态的开放，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狂袭中国，深刻影响了解除禁锢的中国先锋艺术家。其时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毛姆以画家高更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尼采的《偶像的黄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了文青的圣经。现代主义的核心——自由和反叛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生前孤独困苦不被世人接受而疯狂的梵高甚至成为世界性的流行文化符号。

现在萦绕在我内心的问题是，艺术家如何应对他所在时代的考验、障碍和困境。当然艺术家也是人类一员，他必然会体验欢欣和快乐以及幸福，然而与考验、障碍和困境比，欢欣和快乐以及幸福只会让人沉醉而不会压垮摧折艺术家。事实上令艺术家夭折的大多是那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考验、障碍和困境。艺术家是更敏感的一个族群。在艺术史上死于疯狂和自戕的画家比别的领域更多。自戕的艺术家大多是毁于孤独和疯狂。而形成孤独的必然是周遭人际的冷漠与拒斥。那些没有力量抵御孤独侵袭的人始而毁于疯狂终而寂灭于自戕。梵高当然是极端的标本。然而那些成功抵御孤独甚至追寻并安享孤独的人便是超越孤独的人。就此而言塞尚与莫奈是更为恰切的例证。然而与其说是艺术家本身的秉性与人格使他们战胜孤独，不如说是某种神性（或灵性）使他们化掉孤独，超越孤独。

《圣阿德列斯的花园》是克劳德·莫奈作于1867年的布面油画，98.1厘米×129.9厘米。1867年，莫奈在英吉利海峡边上的避暑小镇圣阿德列斯度过了整个夏天，他在那里创作了这幅画。这一作品在以传统手法刻画的流畅画面中结合了以快速的短笔画法制造的光影细节和纯色斑点。升高的视点和相对较均匀的水平凸显出如同一面旗帜般的简约构图，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和表明的二维形式间生出的微妙紧张感一直是莫奈风格的重要特征。

在印象主义画派的画家中，莫奈是我最近才研读的，然而他却是最靠近现在时的。写作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时刻，正是美国突发黑人抗议事件之际。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oerge Floyd）因遭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德里克·沙文暴力执法而窒息死亡，该事件引爆人们的愤怒。不同种族的人群走上街头示威，同时引发暴力骚乱。

与动荡及灾难时刻对应的是印象主义画家在战乱岁月中的生活。

“战争的爆发给所有的艺术家都造成了实际性的问题。艺术市场几乎消失，且材料物质受到定量配给的影响。对一个年轻人大量阵亡的被侵略国家来说，就连显然无关紧要的道德或哲学问题也比绘画来得更有意义。”英国作家卡拉·拉赫曼著的传记《莫奈》纪录了印象主义画派巨匠莫奈在战时的状态：“许多战役在法国北部进行，第二次令人害怕的围攻足够靠近巴黎，而1870年至1871年的记忆深深地影响着法国人对战争的认知。首都和内陆地区永远挤满了军事车队和受伤的士兵。4年的战争不可避免，几乎没有几个家庭毫无人员损失。”

莫奈在有生之年多次经历战乱岁月，1861年莫奈在军队服役，应征加入骑兵团前往阿尔及尔作战。次年患伤寒后被遣送回国，他的姑妈花钱把他从军队中赎出来。最初他为摧毁法国的灾难感到痛惜，但就个人而言却并没有受影响的感觉，除了担心他留下的那些油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直接地把他卷入进去。他的儿子和继子都在军队中，他的生活之地吉维尼离战场不远。然而他一刻也没离开过吉维尼，枪声在英国都能听见，在曾一度距离德军占领区仅仅约60公里的吉维尼是危险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件里说：“我的不少家人都离开了。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异常惊慌,至于我，还是照样待在这里，并且，如果那些野蛮人一定要杀了我，那么必将要在我油画的中间——在我毕生的作品前。”

莫奈不顾一切地画他的《睡莲》。作为一名画家，他所能为国家做的一切就是继续作画，虽然他充分认识到他所专注的事物，可能在如此可怕的屠戮时期看起来像是荒唐的琐碎之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能够重新开始作画，这是我避免去思考这些动乱时代的唯一途径。然而，当我自己投身于艺术研究时，那么多人民却在为我们受苦和牺牲，有时一想到这里，便深感惭愧。”

莫奈的生命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20世纪，他活到了1926年，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他的寿命长到足以尝遍见证功成名就的快乐。这样的身份拒绝他已久，如今却紧随其后，却从未让这份迟来的荣誉掩盖住他对奋斗岁月的记忆。1900年雷诺阿接受了国家勋章，莫奈拒绝接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反叛者。他在退出公共生活以后，在古稀之年依然保持着异常的健康与活力。他生活在吉维尼，印象派同行们相继先他离世，莫奈离群索居，尽管声名显赫，他却同新兴的艺术家们少有来往。他很少去巴黎，到了世纪之交时，他在吉维尼的私人世界已形成一个专门服务于大师需求的无所不包的支持体系。他的住宅区不仅是他的家庭生活和避难所，还是他的绘画主题。他不再需要进行昂贵而艰苦的绘画之旅，而是发现所有的素材就在正门外。从未见过吉维尼花园的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用充满诗意而准确无误的语言形容它：

“与其说满园的鲜花，不如说是满园的色调与色彩。”

莫奈几乎和国家体制没有关系，但在1914年，他荣幸地成了第一位在世时即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挂在卢浮宫的艺术家。1911年去世的银行家艾萨克·德·卡蒙杜伯爵遗赠给国家的19世纪绘画收藏被展出，遗赠中包括14幅莫奈的画作，他成为一件活着的国家宝藏。

莫奈于1926年12月5日在吉维尼居所的床上离世。

（原标题：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

作者：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