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杏珏

“这个发生在湖水中的案件辐射到湖岸之上，涌到我笔下的是湖边的人和事。我写他们日复一日的悲辛和稍纵即逝的喜悦，写他们如何被微小的、不断堆积起来的纠结、困扰、烦忧、仇视、怨恨等推向愤怒，如何被小恶推向大恶，最后导致毁灭——这是最让我心里疼痛的部分。这个谋杀案就像一个核，把各种痛都吸附在一起，于是我逐渐看清了这个案件涉及的一个个人，看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程青 《湖边》创作谈）

作者以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进行回溯，随着案件悬念的渐次铺陈，透过忠诚与背叛的博弈，重见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这是一个源自新闻、又穿透新闻的故事，有趣的是，程青本人也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正是记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带给了她洞察世事的“冷眼”，与体察世情的“热心”。

作家简介 程青，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新华社。著有长篇小说《天使》《最温暖的寒夜》《发烧》《成人游戏》《回声》《绿灯笼》《恋爱课》《织网的蜘蛛》《美女作家》《月亮上的家》，小说集《十周岁》《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今晚吃烧烤》和散文集《暗处的花朵》等。曾获老舍文学奖。

一 新闻与文学的“双担”

迄今为止，程青已经发表了11部长篇小说作品，再加上数十年间发表的中短篇及散文作品，这样的创作体量，在职业作家中也相当罕见。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本职工作还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在程青看来，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困扰，反倒成了她在工作和创作中的助力。身为记者，她要了解他人的生活、观察社会的细微变化，这带给她无穷的创作灵感；身为作家，她要体认他人的情绪、思考社会议题背后的人性，这让她能够从采访工作中捕捉到更多关键细节。

“我最早发表作品是在1985年，那四个短篇小说其实是我的毕业作品。之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媒体工作者，整整10年，我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创作。”程青说道。1996年，33岁的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写一写”，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在发表了几个中短篇作品后，她于1999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织网的蜘蛛》。此后，她以每两到三年出一部长篇的速度稳定地创作，并成为了北京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

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让程青拥有了一双关切世事的双眼。在她的作品中，社会新闻事件往往是故事的原型，例如《湖边》的故事便源于数年前一桩轰动世人的“杀妻骗保案”。在该案件中，一名男子为骗取巨额保险金，伙同他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程青坦言，她一开始并不想写这个故事，因为担心这个过于戏剧的题材会变成一个“情节跌宕的故事”。“要写这个事件，就必须找出故事背后深刻的社会性，深度的人性。”程青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她找到了这个案件的“病灶”，追溯到这场罪恶的根源。

由一桩真实案件出发，探寻漩涡中的人性，这让人想到了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确实，对于作家来说，常常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起步了。

二 虚构有永无止境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追求真实的新闻工作者，程青何以对虚构文学如此着迷？在她看来，正是虚构文学的创作难度，把她紧紧地吸在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虚构文学的难度在于有永无止境的可能性。古往今来，所有的作家那样前赴后继地写，也就是在探寻这些不可能穷尽的可能性。”程青说，“我觉得文学创作其实源于人类挑战自己的本能，作家不断地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就好像《百年孤独》里的上校一样，总是把小金鱼融化了重新再做。我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还是会有一样的煎熬，还是会一样地推倒重来，这就是虚构文本永无止境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学的魅力。”

《湖边》的写作，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推倒重来”。一开始，程青采用了小说中惯常的“全知视角”，在写了七八万字之后，感到“读起来密不透风。”于是，她果断选择了“推倒重来”。这一次，她改变了叙事策略，让人物都以第一人称叙述，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自己经历了什么、所思所感是什么，每个人都是自我的立场，每个人看到和认为的可能不一样，也肯定不一样。这样，就形成了多声部“合唱”的丰富效果，让小说一下子就变得鲜活了。“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也在小说中最后一部分仿照他的风格写了一段话，以表示对大师的敬意。”

三 湖中央的案件，与湖边的众生百态

杀妻骗保，无疑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恶行。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处理“善恶”，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湖边》的故事中，杀妻骗保的郑小松是一个现代文学中的“典型罪犯”，他沉默、冷静、缜密，被世界逼到了墙角，骤然一跃而起。被杀害的妻子樊文花，则是一位“典型受害人”，她单纯、无知乃至愚蠢，被自己的欲望引入了早已设下的陷阱。这两个人物，都是可悲、可怜、可恨之人，而围绕他们的其他人物，则更让读者体会到：在人性深渊面前，切勿轻言善恶。

在程青看来，《湖边》这个故事有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湖”，也就是案件本身，一个是湖边的人，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案件展现出的众生百态。“这个小说的结构看似松散，实际上非常集中，集中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核心事件，一个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程青说道。阅读《湖边》，能够体会到程青不着痕迹的“匠心”——这个故事读起来如此顺畅，以致于笔者差点忘记了，这个故事是由每个人物从自己角度出发，“接力”讲完的。这是一种复杂而精巧的结构，要做到让人读起来浑然不觉，则更需要写作者对故事强大的掌控能力。

程青在郑小松和樊文花的身边，设置了对称的几位人物，通过建构人物之间的关系，织出了一张复杂的网。“我很注意小说的结构，因为没有结构，空间感会很差。不过，这种结构不一定要显露出来。”在这些湖边形形色色的人中，郑小松的“老板”方大白和“后妈”陆菊仙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陈福民甚至认为，在这些人物中，他们才是真正的“恶人”。当说到这一观点时，程青连连说：“这个观感太有趣了！”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方大白和陆菊仙的步步相逼，才是真正推动郑小松犯下杀妻罪行的动力，但他们在这个案件中的实际身份，又基本上是“局外人”，所犯下的过错，又似乎只能总结为自私。法律不能对付的，正是这种平庸的恶，而往往又正是这种细小的、遍布于生活中的恶，推着人们跌入了罪行。在樊文花死后，这种恶甚至没有结束，而是通过那笔巨额保险金，传递到了她父亲身上：这位父亲用自己女儿拿命换来的钱，与原配妻子离了婚，希望通过年轻女子实现自己传宗接代的愿望……

作为一名写作者，程青希望自己能够继承《红楼梦》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参透人生的讲述方式。在《红楼梦》中，作者经历过了人世百态，然后才来表达自己。”程青说道，“小说讲的是一个时代，更是讲自己的生活、经历、参透的事物，那些最触动他的、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在《湖边》中，程青也借由郑小松的梦境，在故事的结尾渗入了一点自己的经历。在写到郑小松临死前的最后一梦时，程青忽然想到了自己在埃及开罗看到的景象：黄沙、毛驴、集市……于是，她依照那样的场景，构建了郑小松的最后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郑小松遇见了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这种“或许更好”的可能性中，他的灵魂缓缓上升。这是一个漂浮的结尾，恰如湖边那些漂浮于尘世的人们。

评论

水面下的真相和

烟火中的人性

邱华栋（作家）：程青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女性视角，《湖边》里面多个角度、多个声部的叙事，讽刺了人性中非常幽深的部分，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新闻材料的运用很值得探讨。

李师东（《青年文学》总编辑）：湖边就像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倒影。

丛治辰（评论家）：在读《湖边》的时候想到了东野圭吾的《恶意》，两部小说都是把谜团一开始就解开，趋向更深的谜团。程青真切地写出了每个发言者不同的声部。

陈福民（评论家）：我隐约在程青的写作背后看到了张爱玲，她在精神上像张爱玲，但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又跟张爱玲不一样。张爱玲拒绝社会关切，只关注人物灵魂，程青从来不拒绝社会关切，这是她们的不同之处。

张颐武（评论家）：《湖边》通过社会事件、社会心理，最后找到中国人内心挣扎的问题。程青的时代见证、道德见证、价值见证为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青是特别有“城市心”的作家，她的城市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是非常有特点的。她找到了一个搅拌器，把所有人的欲望和情感进行了一次搅拌，将社会新闻中的要素与人的心灵悲剧结合了起来，看到水面之上的平静安稳，也写出水面之下的波涛汹涌。

（原标题：记者作家程青：新闻止步处，文学开始了）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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