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洪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

潘伯鹰生于1898年，安徽怀宁人氏，早年师从桐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最开始，潘伯鹰并非以书法见长，而是以创作古典小说《人海微澜》而声名鹊起。吴宓对这本小说就很推崇，他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曾盛赞《人海微澜》。除此之外，潘伯鹰所著的古典小说还有七八部，发表的散文和书评更是不可胜数。

很多年前，我曾读过潘伯鹰先生的一本小册子，也就是这本《潘伯鹰谈书法》的上半部分——《中国书法简论》，它可以被视为潘伯鹰书论中的一个代表作。但实话说，我当年读得比较走马观花。不同的时候读书，感受可能会大不一样，这与读书的目的也有关系。以前读《中国书法简论》，我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它是否能指导我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当时觉得它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倒是沈尹默先生的《执笔五字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潘伯鹰不同，沈先生会在书里谈论一些具体的方法，比方说“笔笔中锋”。

然而，最近重新翻开《潘伯鹰谈书法》，我却是边读边笑、边读边感叹。活到了快五十岁，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再读这本书，会觉得潘伯鹰先生这个人似乎已经活生生站在了我的面前。同时也深感惋惜——这样一个在精神上有高标准，同时又能在艺术上达到如此深造诣的人，却没能享有高寿，仅61岁就辞世了。

我更感到惋惜的是，在《中国书法简论》一书中，潘伯鹰先生屡次提到，有很多问题，“不是我这一本小书能够说清楚的”——并不是他没有能力说清楚，而是一本小书的容量的确不足以说清楚。所以，我感到遗憾：假如潘伯鹰先生能够享有高寿，我们是不是就能看到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了呢？

读潘伯鹰先生写的书法之书，我却想说说他的学者风范。

他有一点儿桀骜不驯，同时还有一点自负，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信。在书里，他写道：“我们知道，越是关于教初学的书，越需要谨慎正确。所以我不敢写，为的是自己所知甚少，怕的是万一有错。”这里他说不想写，但后来还是忍不住写了，原因是他觉得有一些东西需要告诉初学者，以免他们将来走弯路。这些曾经我以为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内容，如今读起来，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他还表现得如此谦虚——我认为这首先是一种学者的品格。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学者的视野。《中国书法简论》里除了书法本体的内容外，还涉及到了文字学。传统文字学的专家们，往往对已经实现了的字形感兴趣，却对实现的过程不甚关心。其实书写本身，对文字的形成非常重要，字体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我们北师大的王宁教授，正式把汉字字体的研究纳入到了文字学的范畴，这是开天辟地的事情。重读潘伯鹰先生的《中国书法简论》，我发现潘先生竟早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中国文字如何发生，如何嬗变，是中国文字学上的问题，应该由文字学家去叙述讨论，而不宜由这样一本谈如何写字的小书去谈。”

这句话体现出了他的学者视野，逻辑层次非常清晰。至少说明在理论上，他能把它们分割清楚。即使是今天的文字学家，也有很多人无此认识。以草书为例，草书字体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汉字正体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文字学研究的范畴，而非书法。不过，到了后面，潘先生还是谈了，谈的都是“汉字字体学”的内容。这点让我很佩服，虽然潘伯鹰先生以书法知名于世，其实他“书外的功夫”相当深厚——这是我在二十多岁还察觉不出的好。

我想谈的第三点是学者的思维。一言以蔽之，就是虽然他这个人比较孤傲，行文表述却周全而严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生怕别人在自己的文章或句子中挑出毛病。以写书法本体的这部分内容为例，潘伯鹰先生分别谈了“用笔”和“结构”。搞书法的人都知道，用笔和结构的关系密不可分。潘伯鹰先生说：我知道这一点，但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必须把它们分开说，但不等于说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表述相当周严。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品、艺品都很高的人，却寂寂无闻，这要怎么办呢？潘先生在书里回答得也很有意思，很周严。他说：“但如若没有一个真知的欣赏者，这却不容易被了解的。如若长此不被了解，等于这个书家被湮没了一样。然而一旦他们被了解了，他们就立刻活在欣赏者的心目之中了。”

记得在旧版《中国书法简论》中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潘伯鹰先生与沈尹默先生都推崇“五字执笔法”，他在图下方注明：“请注意，沈先生现在并未写字。他是在写字中间的休息状态中。因此，他在这个阶段中不需再用执笔法的方法去拿笔。恐读者误会，特加几句说明。”——这就是潘伯鹰，学者的思维极为严谨。我想，也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这本小册子一再地出版。

“博观而约取”这句话并不是我的首创，潘伯鹰先生在书中已有表述，意思是“眼要泛滥，手要谨慎”——要多读、多看、多研究；要下笔严谨。在我心里，潘伯鹰先生的书论亦是如此。（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