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鸣

秦书楚简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这个小学生便要开始学习的乘法口诀，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朗朗上口。需要说明古代的“乘法口诀”是从上而下，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至“一一如一”止，与现在使用的顺序恰恰相反。

现在这些写着世界上最早的乘法口诀的简书，就藏在清华大学，乃是众多举世无双“宝贝”其中之一。简书分为秦简、汉简和楚简。楚简主要指战国时期的楚国，所用为楚系文字。“清华简”的《算表》不仅时间大大提前到战国，而且计算功能远超过先前发现的秦汉“九九表”。说来有趣，如果不是秦统一中国，而是楚国，则中国文字便是另外一种发展方向。秦国保留了正统的周文化。

战国 楚简《算表》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所收藏的一批战国简，数量约有2500枚。其中一套21枚竹简，完整的有17支， 4支上端有残缺。每支简的上端，都有一个圆孔。大约制造于公元前305年，每枚竹简长43.5厘米，宽1.2厘米，比同批的简明显都要长一些、宽一些。后研究出是基于“大九九”运算的计算工具，被命名为《算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佐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立成算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文献实物。

清华和北大一样，之所以蜚声中外，关键在于有一批杰出的大师级人物。这当中，最典型的就是经常提到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吴宓等。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吴宓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

吴宓

志远学兄此画适合予意，故自写出所感，未能赞其画之工也。癸巳孟夏，吴宓。

诗稿释文：

枯树临崖万丈深，

昏鸦逐队远天沉。

萧条此境谁堪语，

碧落黄泉感旧心。

赵元任被誉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和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在语言上，他从小就显露出天才般的能力，各种方言，一学就会。赵元任一生作曲一百三十多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

赵元任是全能型奇才，但书法并不是其主攻方向。即便如此，幼年的民族文化熏陶、家学渊源的影响，都令他自小练成一笔好字，并受益一生。他留下的书法墨迹作品不多，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其楷书基本功的扎实、深厚。属学者书法，文雅、含蓄、隽永、流畅，无雕琢气、造作气、浮躁气。学者书法很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锤炼，而更重视内在的气韵和整体的表现力。

释文：

偶乘篮笋探春光，

底事归来鼻观香。

寻到龙山花不见，

那知疏影压书堂。

平生爱画更怜才，

未见幽人却见梅。

料想黄楼吹笛夜，

羽衣曾伴鹤飞来。

录藏园题画梅诗。

王国维名气最大，写了一本《人间词话》，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

《人间词话》手稿。王国维书法诸体皆能，造诣精深的是其小楷、行书。其小楷取法钟繇、二王及颜鲁公，起点高，路数正。他重视结构、用笔，讲究一个字、一行字和一页字的协调性，不以怪大，不以奇胜。他的行书亦从二王及颜鲁公来，又吸入宋人的气息，严谨、精致，线条富于变化，字有动感。他的墨迹，基本上是书稿、尺牍、笺书、便条等，幅度不过盈尺，字只有一厘米大小，结构谨严，章法疏密得当，笔力遒劲，做文章读，铿锵有力，当书法看，赏心悦目。

文昌墨盛

对于梁启超，一般人从历史课本中得到的印象，觉得梁就是一位政治人物，和乃师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实际上，梁启超前半生介入政治，后半生专注学术研究，所谓“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梁启超一生勤奋，其命不长，但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以《饮冰室合集》传世。《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启超就是从“修身齐家”做起的，一共有9个子女，5儿4女，个个成才，皆有杰出成就，其中还有3名院士。

梁启超

魏碑七言联，纵180厘米，横45.5厘米，现藏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梁启超早年研习唐楷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及汉代隶书。其取法北碑的书法理念深受康有为影响。书法属于学者类型，他在北碑上有相当高造诣，在隶书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

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他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

释文：神龙万变海天小； 猛虎一声山月高。

说到陈寅恪，不禁就会想到他和王国维的莫逆之交，为王国维撰写墓志铭一事。王国维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牵涉到王国维的死因，成为一桩公案，有多种说法。还是陈寅恪最懂他，陈寅恪在挽词中，集中表达了对于王国维之死的看法，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

《高和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陈寅恪书法作品，受唐碑的影响最多，有二王风范、唐贤骨法，尤其是行书，刚正挺劲，流畅自然，结体略长，线条瘦劲，取势欹侧而呈右上斜，笔致清健俊逸，风骨毕现。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中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梁启超评价他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家族，以众星拱月的方式成就了其中的杰出者。文化家族和家族文化，乃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说到五人书法，梁启超专业水准最高，对于隶书和魏碑有很高造诣，尤其在他后半生，把书法这一“小道”当做事业来经营；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都是学者字，差别很大，看出不同的心性，王偏于严谨，甚至还有几分馆阁痕迹，陈更加随性。陈的草稿只可观摩欣赏不能临学；赵元任的作品可以看出童子功，这幅楷书写得清净疏朗、规矩秀逸，走李北海、赵松雪的路子，非常纯正；吴宓则更有现代气息，传统和现实，两者不同的特质统一显现。正如一贯以来所强调的，有了一定的技法基础，胸有文墨，则下笔不俗。

1925年初，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先后聘请了王、梁、赵、陈等人，后来就有了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称呼。也有资料认为，应该再加上考古学家李济。吴宓作为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同列于此。由此可见，当时的学术人物，灿若星辰，交相辉映，比如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中的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些学术人物能够成为社会追逐和仰慕的热点，让人百感交集。

呼唤学术大家，拒绝学术明星。

（原标题：秦书楚简）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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