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征 岳朗

清代嘉庆年间《京城全图》

在读这个地名的时候必定会加上一句儿化音，听着就觉得亲切和接地气儿。它可是一座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古老桥梁。而且最重要的，这里的“天”字儿和过街天桥的“天”含义可是大相径庭：永定门内的这座天桥中的“天”指的是天子，即专门供天子行走的桥梁。因为位置的重要，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天桥一带也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很多诗词都记录了天桥一带的盛况。后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衰落，天桥也被拆毁。随着几年前天桥复建工程竣工，这座从1934年即彻底消失于人们视野的桥梁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乾隆开设六渠添美景

“水乡桥，汉白玉，石高雅，沟南北……”这几句民间流行的《天桥词》，为人们探寻天桥的修建时间、地点、材质和缘由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元代以前天桥一带属于金中都城东的郊野地区，这里当年水资源极为丰富，莲叶田田，垂柳依依，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风景。元代兴建大都城，此处正好位于新都的正南，因此元代奉祀昊天上帝和皇地祇的郊坛便设置在这片水域的偏南一带。为了方便皇帝到郊坛祭祀，在此处兴建了一座桥梁，由于是供天子专用的，因此名为天桥。从此广袤的水域之中，便多了这道汉白玉石桥构筑的风景线。

明代迁都北京后将元代的郊坛改建为天地坛，元代所建的这座天桥，更是成为皇帝祭祀天地的必经之路。天桥平时有木栅栏封起来，除了皇上，其他人等不许通过，一般官民只能走两侧的木桥。

不过，在历史中，天桥受关注并不是因天子祭祀，更多是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成为繁华的商业之地。

天桥的兴盛离不开北边不远处前门一带的兴盛。明朝迁都后，前门一带迎来发展良机。永乐皇帝在前门外安置了相当可观的商户（廊房头条等胡同名即来源于商户做买卖的“廊房”）。再加上如今大栅栏一带，在元代时本就是比较热闹的商业区（元大都建在金中都东北方，金中都尚未完全废弃，元都城居民与金中都里居民频繁来往而形成极具生活气息的区域），经过永乐皇帝的建设，这一带更加繁盛。到了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扩建北京外城，他将天坛、先农坛以及大栅栏等地都囊括入城内，这大大促进了大栅栏的发展。清代入住紫禁城之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内城多为八旗兵丁驻地，绝少嬉戏游乐场所，原本位于东安门外的灯市，也在康熙年间，被迁移到了天桥西北的灵佑宫附近。因此，到清代乾隆年间，前门外的商业区不断向南扩充，延及到了天桥一带。此后，清廷对于这一带的商业发展持鼓励的态度。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发生火灾，烧毁商铺无数。火灾发生后曾有御史建议借机将商业用房收归官用，但这一提议被乾隆帝否决，最终在乾隆皇帝的关照下，所有商铺均照旧修盖。

修复后的天桥

由于天桥是“天子之桥”，御道只能天子走，老百姓只能走御道旁边的小路。随着商业的发展，从前门至天桥的道路上出现了“占道经营”的情况。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皇帝在下达的旨意中表示这种现象很难制止，并决定采取妥协的措施，任听其列市贸易，但只要不侵占皇帝祭天行走的官道，便能够容忍。

天桥商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乾隆对这一带的改造。于是天桥周边向北直至前门一带，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正阳桥疏渠记》石碑，为人们讲述了当年的这段往事。当年正阳桥至天桥这一带，地势东高西低，正阳桥至天桥御路西面的先农坛，坛根下常年积水，东部则由于北京地区多风沙扬尘天气，刮过来的沙土已经快把天坛西坛墙埋了一半了，而且这些累积的尘土，经常被吹到天坛西侧的斋宫里，皇帝每次祭天到这里斋宿，都要受风沙之苦。于是乾隆皇帝决定彻底整治这一带的环境。当时的设计方案，是在两座坛墙之间的隙地，开辟出东西两列，每列自南向北各三条水渠，总计六条水渠。

这次整治工程在当时绝对算是一项利民工程。经过整治之后，原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景象彻底改观，这些水渠的岸边呈现出一派花红柳绿的景致，简直可以和江南媲美。当时的文人有诗曰：“种柳开渠已十年，旧闻应补帝京篇。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足见当年此处经过改造后，已经俨然成了都城百姓假日休闲赏景的一个好去处。然而这样一座具有文化内涵的市民大公园，却在建成仅二十余年后，被嘉庆皇帝下令彻底毁弃。六条水渠无一幸免，都被填平。而其理由也很荒诞：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教徒打进了紫禁城。皇帝认为这起事件与水渠的风水有关，因此才下达了上述指令。本来已经得到改善的天桥地区的环境，再次退回到整治前的状态，甚至是自此之后每况愈下。

民国时建有平民市场

关于天桥，老北京在往年有个说法，那就是站在桥南望不到前门，站在桥北看不见永定门，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天桥坡度很大。如果把北京城比成一条龙，那么天桥就是龙鼻子，而桥下的这条河流则是龙须，因此这条河也得名为龙须沟。

天桥水渠被嘉庆皇帝填平后，龙须沟的水不能经过水渠而流到永定门外的护城河，导致水流不畅，最终演变为死水。每到春夏之交，天桥附近便积水严重，甚至是“明沟秽水，臭气熏蒸”。民国元年由于厂甸进行改造，原在此处的庙会暂时搬迁到了天桥西侧的香厂，租借时间为一个月。期满后，部分商户直接将摊位就近搬迁到了天桥和金鱼池附近，天桥周边的商业又逐渐发展起来。

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为了对正阳门瓮城进行改造，北洋政府限令瓮城脚下的“钉子户”——荷包巷的商户限期迁走。经过反复磋商，第二年六月终于商定以拆除荷包巷和瓮城的砖瓦，在天桥南侧搭建起新的平民市场，以供这些迁过去的商贩使用。瓮城改造工程得以推进和落实，天桥也多了一处平民市场，这一带的商业也随之有了较大的起色，但此时周边污浊的环境却给经济的进一步带动带来了很大阻力。

于是到民国六年（1917年），在外五区负责人高尔禄先生的号召和带动下，该区乡绅共同集资，对天桥一带的环境开始了大规模整治。乾隆年间曾经建设的六条水渠中最西北角的那条水渠，被改造成一汪池水，并在水中心建了一座“水心亭”商场，这是一座以席木构建的建筑，周边是玻璃窗，站在楼上可以远眺周边风景。水心亭东北角还建有几座或六角或八角的草亭，另设有茶肆以供游客休憩。天桥成为城南一处幽雅之地。但此种景象又只维系了几年，1920年前后，天桥遭遇了三次较大的火灾，水心亭一带被焚毁殆尽。

不过，此时城南地区的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有轨电车的“回归”，在天桥北侧形成了东西线和南北线的交汇点，水心亭一带也就被商家出售给了电车公司作为场站使用。可以说这是民国年间的轨道交通“炒起来”的一块地皮。很快富商们纷纷到此处投资购地，天桥周边的水洼子都被填平，马路也得到了平整。到国府南迁之前，这里已经形成了天桥西市场和天桥东市场。再加上先农坛北墙拆除后形成的城南游艺园以及坛墙北侧政府兴建的香厂新市区，彼时的天桥已经逐渐发展为外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区。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并更名为北平之后，天桥地区的短暂繁华便走到了一个尽头。1934年，天桥被拆除。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城南游艺园甚至被改为屠宰场，而天桥这一带，除了一些流动摊贩、露天卖艺的场子以及小吃摊以外，已经基本没有其它的商业设施了。

几经改造的龙须沟

随着天桥的起起伏伏，龙须沟也经历了不一样的命运。龙须沟东段北侧曾有一片水洼，名为金鱼池，在部分文献中将这里和金代皇家园林——鱼藻池混为一谈。鱼藻池位于今天白纸坊桥西北侧，它曾是金中都皇宫西侧的太液池遗址，也是北京城出现最早的皇家园林。而龙须沟东段这片水洼，则是旧时人们取土烧砖而形成的一个个积水的窑坑，后来干脆在这些窑坑中蓄养金鱼，清代的时候这里归官府所有，每年定期向皇宫的膳房进贡红鲤鱼。这里的鱼坑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个之多，最深的人进去能没顶。故而老百姓便将京城这处最大的“养鱼池”用“鱼藻池”或“金鱼池”命名，由于名字的重合，造成了日后的一个误会。

上文提到自嘉庆皇帝下旨填平六条水渠之后，龙须沟一带便成了一汪死水，以至于环境状况每况愈下。民国年间随着香厂新市区的开发，曾将龙须沟西侧改建为道路，这一举动对周边的环境有所改善。1949年后，对东龙须沟进行了改造，并将金鱼池开挖成了一片湖泊，改造为人民公园，里面还设有游船，环境大为改观。当时金鱼池公园北面民居较多，东西南三面都是马路，很多住在池子北面的老百姓，喜欢在夏日的傍晚在湖边架起小饭桌，一家人边乘凉边用餐，还能欣赏湖景和不远处天坛的祈年殿，很是惬意。但毕竟金鱼池属于死水，每隔几年便要大清理一次，否则就又会沦为臭水沟。因此，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决定将金鱼池彻底填埋，在其基础上建设了一批简易楼供市民居住。四十多年后，这批简易楼也成了危房，于是在2001年，新一轮的危改再次展开。经过这次改造，昔日的金鱼池彻底改变了模样，居住在此处的百姓也最终得以安居乐业。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