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欣立

古籍馆文津楼 梁欣立 摄

环境装饰多为古物

文津楼为中国传统宫殿式结构，其周围环境也用传统的石碑、华表、石狮、雕花望柱石等古物装饰。

如今，读者们如果去国图古籍馆，可以看到大门为三开间琉璃顶门座式朱钉红漆大门，体量高大，气势宏伟。门前有一对石狮，与大门相得益彰。据资料记载：“图书馆以绿瓦红墙围绕，正门内庭院开阔，环境疏朗，主楼前矗立石碑、华表、石狮（由圆明园安佑宫迁来），增强了庭院环境气派。”经过考证，“主楼前石狮来自圆明园安佑宫”的说法有误。大门前的石狮确实来自圆明园，而文津楼前的石狮则来自朝阳门内恒亲王府（俗称五爷府）。另外，安佑宫门前没有石狮，古籍馆大门前的石狮原是长春园东大门前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照片中有这对石狮，到三十年代，这对石狮就挪窝儿了。

圆明园先是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火烧，后又被八国联军洗劫，到民国时期，圆明园已是一片废墟。主管修建图书馆的人在长春园东大门看到歪在废墟中的石狮久置荒野，无人问津，就请示当时的内务府同意，花钱找来脚夫，把几吨重的石狮运到城里，放置在古籍馆大门前。这对石狮的雕凿完全按照明清石狮规范标准完成，显示了皇家石狮的气势，做工细腻，扬颈低头，挺胸收腹，姿态威武。两只石狮身上靠内侧各有一只长56厘米的小石狮，小石狮爬在大石狮侧背上玩耍，增添了不少情趣，从中也看出清代中晚期石狮越来越重视装饰化、多样化，而作为门神镇邪驱魔的功能越来越弱了。

古籍馆院内矗立一对汉白玉石雕华表，通高约8米，下为八方形须弥座。华表原是圆明园安佑宫宫门外之物，原竖有华表两对。1925年燕京大学修建校舍时，由美国牧师翟伯雇人搬运三根，遭北郊警察阻止，其中一对运到燕京大学，竖于该校主楼前，另一根则被京师警察厅运往城里，1931年春曾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同年夏季，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海西岸建成新馆时，就将放置于天安门前的那一根华表，与圆明园剩下的一根华表运到新馆，竖立在文津楼前。

古籍馆院东侧立有一方《文源阁记》石碑，原是圆明园安佑宫东亭之碑。1931年在中山公园举办圆明园遗物展览时，此碑列为展览之物。展览结束后石碑移放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内院东侧，1990年前后转移到新开辟的花园之中。碑文为《文源阁记》，上题“乾隆甲午孟冬御笔《文源阁记》”，“甲午”就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碑文，碑上汉字满文对照，各占一半，今已风化，字迹不清。

古籍馆院内文津楼前，还有一对石狮，个头巨大，威严庄重，气势磅礴，总高3米多，是典型的清代石狮。其特点是：弓背蹲坐，头顶螺旋发卷个大数量少，眼凹眉卷，鼻子由三个圆球组成，很是夸张，方嘴张开，舌头上舔，下巴的须髯比较短，胸前雕花绶带上挂一銮铃两缨穗，雄狮爪下绣球旁象征权力的绶带短小，雌狮爪下小狮四腿朝天。石狮下有二层底座，上层底座为方箱式，座饰锦铺团花滕纹，下层底座为几案式，雕刻的山形纹。这对石狮是从恒亲王府购买来的，恒亲王允祺为清康熙皇帝第五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恒亲王，雍正十年（1732年）去世。恒亲王允祺，也称五爷，世袭十一代，最后的王府主人毓森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承袭不入八分辅国公，身份等级差了一大块。恒亲王府旧址在朝阳门内烧酒胡同，今是北京第164中学，王府建筑早已没有痕迹了。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一份1931年4月20日北平市工务局的公函，记录了当年恒亲王府石狮运到图书馆的路径。运石狮路线是：“由五爷府启运，走朝阳门大街、猪市大街、弓弦胡同、汉花园、马神庙、景山东大街、后门（地安门）、厂桥、养蜂夹道”，最后到国立北平图书馆。

古籍馆大门 张宁 摄

旧馆藏品过于分散

当年为何要修建文津楼呢？这要从清末以来北京图书馆的发展说起。

二十世纪初，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西方势力频频涌入中国，西方文化也是无孔不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教育世界》发表罗振玉的文章《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提出建立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动议。虽然朝廷财政窘迫，人心涣散，管理学部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仍上奏朝廷，在清宣统元年（1909）颁布了《图书馆章程》，决定在京师开办图书馆，并要求各省都开办图书馆。

当时朝廷穷困，仅拨了200两白银为经费，不过，在文献方面，朝廷同意将热河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以及内阁翰林院的古籍藏书等都由京师图书馆收藏。1910年11月，京师图书馆暂时在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内成立，聘有名誉经理员七人。同年12月，运来十分珍贵的敦煌经卷18箱由京师图书馆收藏。

辛亥革命后，相继有大量古籍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当时的教育部拨给《古今图书集成》共66箱；1917年，陕西送来碑林拓片445种，教育部转来地方志154部、拓片708种；1922年接收《新元史》60本；1929年大连图书馆赠《永乐大典》2册；1930年接收了梁启超捐赠的130箱图书碑帖和样式雷家圆明园、三海等工程模型图纸37箱等等。此外，京师图书馆还接收了故宫部分珍贵书画，以及一些私人的捐赠和名人的遗赠，各类图书、字画、拓片、各地县志等日聚增多，十几年中先后开辟了广化寺、国子监南学、中南海居仁堂、北海公园、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图书阅览所，以及宣武门内头发胡同通俗图书馆、香炉营四条西口洋楼等多处分馆藏书。但是，分馆过多，分散收藏利少弊多，因此请求建设新图书馆的呼声渐渐高涨。

1928年5月，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在中南海居仁堂，教育部聘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

文津楼为当时国内最大图书馆

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收藏不断增多，暴露出的问题也着实不少。京师图书馆原址在广化寺，地方狭小，交通偏僻，分馆过多且偏小，馆藏分散，读者借阅图书不便。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拨款100万银元，与当时的教育部商议选新址筹建图书馆，定名“北京图书馆”，但实际使用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名。

图书馆筹建委员会在北海公园霄云楼办公，教育部决定把北海西南墙外御马圈空地和养蜂夹道迤东公府操场两块土地合并，用于修建新图书馆。御马圈属官地，可无偿拨用；公府操场旁驻有军队，平时士兵们要在操场训练，因此不愿意撤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函张学良，并拨付两万元给陆军部，总算把公府操场那块地给拿了过来。

图书馆筹建委员会公布了“北京图书馆征选建筑图案条例”。提出新图书馆设计可以采用中国式或希腊式，必须适合现代图书馆的功能要求，且与周围宫殿的环境协调。在征集期限内，先后收到图书馆设计样式图17份。1927年8月，经审查委员会评定，莫律兰的中式建筑图案中标，按征募条例聘莫律兰为新馆建筑工程师。

1931年新图书馆大楼竣工，定名文津楼。文津楼建筑仿清宫殿楼阁，与北海琼岛隔水相映。主楼为二层，配楼一层，楼间由平顶连廊连接，各楼均有地下层。主楼一层左右各有一报告厅、展览厅，二层为阅览室，后部是书库，连接走廊两侧为办公用房。在当年，文津楼可是国内藏书最多，规模最大的现代图书馆。

1931年4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向北平市公安局致函，说明图书馆收藏大量珍贵图书，“允宜肇锡嘉名，用资通晓”，意思是想把大门外的街巷定名为“文津街”。5月18日，公安局函复国立北平图书馆：“当经饬区派员接洽勘查，兹据复称：查得该巷经贵馆指告，系由金鳌牌楼起，往西穿过西三座门至西安门内大街路北西小石作南口外止，改为文津街，尚无妨碍。”因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最为宝贵，馆门前街巷原无名称，因此定名“文津街”名符其实。

1931年6月25日举行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典礼，同时图书馆大门外“文津街”也正式挂牌使用。当时的文津街很窄，街东部北海大桥两端有“金鳌”、“玉蝀”两座牌楼，府右街北口往东有三座方门楼在街中间。后来为改善交通拆了方门楼，1954年北海大桥加宽时，文津街改造成现今模样。

（原标题：文津楼的前世今生）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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