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管志华，供职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协、上海作协会员，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0 余年。

郝运把翻译视为生命孕育与缔造的过程，将法国文学里的各种人物命运活现在读者心里，生命的张力从一个国度延伸到另一个国度。在长达七十年的翻译生涯中，译出《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现改译为《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都德小说选》及合译《三个火枪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等六十多部法国文学名著，将司汤达、大仲马、都德、莫泊桑、左拉等法国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1928—2017）说过：“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郝运对此非常认同，对他来说，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一部又一部译作的问世，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度阅读”的心灵之旅。

何谓翻译？有人说，翻译很难，需要严谨、工整、贴切，做到意美、形美、音美。很多学者、译者对此特有心得。例如，闻一多先生（1899—1946）强调，译者不能滥用词，遣词造句应该格外小心，不要损伤了原作的意味。周煦良先生（1905—1984）有句话说得很中肯，他说： 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外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北宋僧人、佛学家赞宁（919—1001）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傅雷先生（1908—1966）更是见解独到，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译事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他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对原文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于中法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化为我有，是为了形诸笔墨。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傅雷在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

曾在华东师大数学系工作、后改行法国文学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周克希在一次讲座中回想他刚开始译小说时，受到郝运先生指点、帮助的情景，“他要求我尽量贴近原文，要时时想到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我初次登门拜访之时，他就建议我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而不是翻译作品），后来我逐渐明白，这是为了使自己对文字始终处于一种敏感的状态，让译文变得鲜活些，离翻译腔远些。郝运先生是我当翻译学徒期间手把手教我手艺的师傅。”

郝运对翻译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论，只是认为要做好翻译，须读懂、读透原著，从而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包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对话。翻译贴实、化境，做到“脱胎换骨”“青出于蓝胜于蓝”，需要花心思、花精力反复斟酌而非一笔断定。文学翻译再创造以“不悖原文”为“矩”，即不违背原文的意义、精神。具体说，不能长句子长句翻，亦不能笼统地用短句子传译长句子。郝运的翻译观点是重文学翻译的那个“艺”字，追求翻译中的“精彩”“精粹”“精华”，也就是除“信、雅”外，还要“达”，要求做到“三用”： 通用、连用、惯用，译文应该是汉语目前通用的语言，用词能和上下文连用，合乎汉语的“惯用”法。文学翻译理论其实并不是科学，除了熟稔的技巧外，更是艺术，与创作理论、音乐理论一样是艺术。

翻译家不能“眼高手低”。正因为眼界高、视野宽，郝运时常感叹“‘译’海无涯”，每当翻看自己从前的译作，他总能发现不足，即使退休后总没法“消停”下来。在当代翻译家中，他推崇傅雷、巴金、草婴等翻译大家，成为他们的挚友。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像他们那样，具备很深厚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要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一定要读中国古诗文，那些丰富而凝练的词句，在翻译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郝运说，翻译是艺术，艺术是宽广的，但必须打牢中文根底，因为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所以必须是“纯粹的中文”。

郝运认为他做翻译的风格实际是“傻子”风格，他曾回信译界朋友用了一句法国俗语：“se faire tout petit（尽量不惹人注意）。”笔者读过他的几部译作，从未看到他讲述自己翻译风格的片言只语。“郝运 译”三个字，足以表达他恬淡的翻译观：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风格的优劣，自有读者去评判、品味。郝运的翻译风格离不开他的恬淡宁静、埋头实干的精神。他把翻译视为生命孕育与缔造的过程，将法国文学里的各种人物命运活现在读者心里，生命的张力便从一个国度延伸到另一个国度。

至于翻译理论，他说他长期从事翻译实践，讲不出多少深奥理论，亦无意去探求各种翻译流派，但有几条自己坚持遵守的基本准则： 一是忠实于原著；二是自然；三是要使中国读者喜欢。他认为，唯有忠实于原著，世界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延续，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得以进入汉语文化系统。

自立、自信，自尊、自强，这是郝运翻译生涯的写照。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笔者有一次登门拜访郝运，他依旧话语不多，笑吟吟地弯着腰坐在硬靠背椅上，笔者很想“套”他一些有关翻译的话题，此时他已“封笔”多年，对过去的事已经记得不很清楚。突然，他冒出一句“翻译必须是活译、互译，而不是直译、硬译”，此话何讲？他弯着腰、慢吞吞地走向书房，拿出一沓发黄的报刊资料递给笔者，原来是他保存多年的个人文章，于是笔者抄录下来，立此存照：

我个人从翻译过程中感到司汤达的文章风格朴实、明晰、严谨，讨厌华丽的词藻、复杂的修饰语，以及语言表达不清和玩弄比喻等手法。总之一句话： 自然。……译文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分寸的把握十分重要，也十分难。

笔者恍悟： 所谓“活译、互译”，正是把西方的语言同汉语沟通，在沟通中进行重建。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中国读者，诚如别林斯基所言：“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者。”

文学翻译是文化事业，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与郝运聊谈，他有时默默寡言，在这沉默中，或许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追求的不是“光荣”“名利”，而是peace of mind，即心灵平静、心安理得，是一种心灵境界，一种行为准则，唯有淡泊名利，自甘寂寞，永不停歇地去做事，才能达到心灵平静、心安理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