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庆华

《乱世佳人》海报中的郝思嘉与白瑞德。

《飘》在中国

陶乐（Tara，书中地名，也译为塔拉）是女主人公思嘉的老家，距离亚特兰大二十五英里。思嘉对陶乐的热爱远远超过对金钱和爱情的追求。灾难之后，一切都随风而逝，只有陶乐的红土是永恒的，它是郝思嘉度过灾难的希望和力量。主人公对家园和土地的热爱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是这部作品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由翻译家傅东华译成中文，分为三卷出版，译名改为《飘》。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小说《飘》。1979年版《飘》的责任编辑汪逸芳回忆：“我和社里一个老编辑一起选的，我们被书里的精神感染。那种奋发向上、不向环境屈服的高昂进取心打动了我们。”1979年12月，《飘》上册出版。首次印刷60万册很快售罄。

一个月后，1980年1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飘到哪里去》。文章说：“总觉得这部小说把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女主人翁则是一个‘人妖’式的美人。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比起斯陀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来是一个反动、一个倒退。希望我们的出版者，不要‘飘’得太远呀！”。

《飘》在当时引起舆论风波，主要原因是“文革”结束不久，文化禁锢思想造成对文化遗产的偏见。

1980年6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又译为天普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电影为何译作《乱世佳人》

1939年12月15日，根据《飘》改编的同名影片在美国亚特兰大市首映。影片由美国塞尔兹尼克—米高梅国际影片公司拍摄，筹备时间长达三年。编剧西德尼·霍华德写剧本用了一年，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物色郝思嘉这个角色的人选用了两年。一千多个候选人，参加试镜的演员有九十多个。最终，英国演员费雯·丽脱颖而出。大卫·塞尔兹尼克后来向人形容他见到费雯·丽的那一幕——“惊鸿一瞥，浮生若梦。”

影片《飘》的拍摄并非在小说描写的佐治亚州，而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上和摄影棚里。影片中的塔拉（即傅译本“陶乐”）种植园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山上建造的。影片的摄影和剪辑极为出色，带给观众震撼的视觉效果。让我们回顾影片开始的一组镜头：

橡树下，郝思嘉和父亲眺望着庄园，父亲搂着思嘉的肩头，镜头从二人背后拉拍。父女二人凝视着美丽的落日余晖中的塔拉，二人身影渐渐缩小，同时主题音乐响起……

1940年，影片《飘》获得第12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彩色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八项大奖。同年，电影《飘》引进到国内，在上海上映四十多日。电影最初译为《随风而去》，后来改为《乱世佳人》。是谁将这部影片译为《乱世佳人》已无从考证。为何译为《乱世佳人》，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商业因素，用《乱世佳人》做片名更吸引观众的眼球；二是《飘》的核心就是郝思嘉，小说作者对另外三个主要人物瑞德、艾希礼和媚兰的刻画，都是为了最终完成塑造女主人公郝思嘉。电影中有680组镜头都给了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占影片总镜头数的90%，用《乱世佳人》做片名更合适。

《乱世佳人》在中国的曲折经历

1949年之前，电影《乱世佳人》在上海上映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另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9年之后，《乱世佳人》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电影院线公映。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国内全面停止引进和放映好莱坞电影。1978年，中国读者迎来了世界名著的解禁。1979年，美国电影恢复在中国的放映。1979年至1988年，14部改编自世界名著的译制片陆续上映，受到观众的喜爱，包括《巴黎圣母院》《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基度山伯爵》《水晶鞋与玫瑰花》《孤星血泪》《阴谋与爱情》《蝴蝶梦》《苔丝》《汤姆叔叔的小屋》《黑郁金香》《伊豆舞女》《斯巴达克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拍摄的,分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为何没有引进好莱坞电影的扛鼎之作《乱世佳人》？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考虑电影的教育意义，考虑到原著作者的立场问题。1979年至1981年，我国引进美国电影19部，其中12部是卓别林的电影，由此可见，那个时期引进外国影片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教育意义。此外，尽管小说《飘》的出版得到了许可，但能看完这本近百万字巨著的读者毕竟是少数，影响面小，而那个年代作为人们主要娱乐方式的电影，一部影片的观众人次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乱世佳人》222分钟的片长，或许也是影响引进它的一个因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上译厂和长影厂译制片分厂的黄金时期。《乱世佳人》没能在那个时期引进到国内确实令人遗憾。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电影译制片的逐渐衰落，电视译制片开始走进观众的视野。《乱世佳人》最终由中央电视台引进，以电视译制片的面目和观众见面。

电影《乱世佳人》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它在美国电影院线先后重映了五次，分别是1954年、1961年、1967年、1989年和1998年。2017年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和2019年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乱世佳人》分别亮相“经典修复单元”和“特展单元”，一票难求。

战争之下，家园永恒

《飘》在美国出版史上是销售量最大的一部小说。1937年，《飘》获得普利策奖，它先后被翻译成29种文字，累计销售超过3000万册。《飘》是一部成功的小说，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作品的历史局限性和作者的一些不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剖析。

《飘》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社会小说。它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从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讲述战争后方民众的经历。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形象再现南北战争时期和战后重建时期南方社会的历史，这是作品成功的地方。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方为了维护奴隶制，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确切地说是第一炮。整个战争的过程都发生在南方，整个南方都是杀戮的战场。小说讲述的北方联邦军队的进军路线和亚特兰大大火都是真实的。《飘》的倾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这种倾向通过主人公郝思嘉和白瑞德的思想表现出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也表达了这种倾向，这是其中一段台词：

思嘉：哦，瑞德，为什么非要打仗？

瑞德：因为男人爱战争！是的，思嘉，是那样，他们是群傻子！让他们随便说我吧，说我是从他们这群傻子身上发的财。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对我们所爱的南方有什么意义。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的南方就一去不复返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是一个百万富翁。

郝思嘉和白瑞德不喜欢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南方打不赢，战争的结果就是他们会失去南方。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存在着奴隶制，尽管奴隶主的比例是极低的。小说中的郝思嘉是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家里有一百多个奴隶，算是大奴隶主。奴隶制是不人道的制度，小说对奴隶制的粉饰，是它的致命伤。对于南北战争，小说作者是站在南方的立场，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亚特兰大的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作者。很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飘》是我个人的作品。《飘》反映了亚特兰大人的观点，是亚特兰大的书，是亚特兰大的电影。”

小说作者对待南北战争的观点有偏颇的地方，但不能简单地用“反动”两字加以否定，应该历史地分析这部作品。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南方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想打仗，他们想过和平的生活，想保卫家园。即使像小说中的种植园主女儿郝思嘉，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也不是要保住奴隶制，而是为保住家园而战：

她看着塔拉时，便能部分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了。瑞德说的人们为金钱而战，那是不对的。不，他们是为犁沟整齐的广袤耕地而战，为放养牲口的碧绿牧场而战，为缓缓蜿蜒的黄色河流而战，为木兰树中荫凉的白色房子而战。只有这些东西才值得他们去拼死争夺，去争夺那些属于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红土地，那些为他们的子子孙孙生产棉花的红土地。

《飘》是一部励志小说。女主人公思嘉面对灾难，面对人生变故，不低头不屈服。她的勇气和实干开创精神打动了很多女性读者。1940年，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思嘉的演员费雯·丽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管斯嘉丽（Scarlett O’Hara，傅译本译为郝思嘉）做过什么，她都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她从来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从很多方面说起来，她都不怎么令人钦佩。但她有一点却很值得钦佩，那就是她的勇气。她比我更有勇气。”

“所有这些，等到明天我比较经受得住时再去想吧。”这是小说女主人公思嘉经常使用的诀窍，是她试着把痛苦推往脑后的法宝。这个诀窍也有失灵的时候。小说结尾，郝思嘉几乎丧失了一切：爱伦、杰拉尔德、邦妮、嬷嬷、媚兰、艾希礼、瑞德，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塔拉的红土。“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轻柔而冷静的手在悄悄抚摩她的心似的。她感觉得到乡下黄昏时的宁静气氛像祝祷时的幸福感一样笼罩在她周围，看得见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那些赤裸的红土地和郁郁苍苍的松林。”

《飘》从头到尾反复强调家园的观念。一切都随风而逝，只有家园和土地是永恒的。笔者认为，这就是《飘》的主题。郝思嘉回到塔拉之后会怎样呢？小说开放式的结尾，给观众保存了一份希望：“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今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诞辰120周年。如何认识美国历史和美国社会，如何面对灾难，或许我们能从《飘》中得到一点启示。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