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宏超

但童明细心地发现，福楼拜的法语原文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被忽略了，查理的“便服”其实是“布尔乔亚式”的。艾琳娜是其父亲马克思最得力的助手，对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应该非常熟悉，但她却忽略了这个词。在童明看来，这个“布尔乔亚”，显示了福楼拜的良苦用心。名著就如一座深幽复杂的城堡，读者需要一位靠谱的向导，以便让我们洞悉奥秘。

福楼拜通过对布尔乔亚的讽刺，来反思现代性。《包法利夫人》中的布尔乔亚除了查理，还有郝麦、勒乐等一众人等。爱玛天性纯真浪漫，一心“想超越布尔乔亚，反而沦陷于布尔乔亚”，但这不是爱玛的错，而是另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福楼拜通过爱玛，审视的其实是整个的现代性。福楼拜说：“爱玛，就是我。”爱玛也是在现代性世界中感到困惑和忧郁的每个人。

现代性是个复杂的话题，童明在书中以简要的笔触，梳理了现代性的问题史，尤其是它与启蒙、现代主义、后现代等概念的关联。赋予现代以“正面意涵”的是启蒙运动，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要依靠自己的理性，摆脱迷魅，走向“一种纯粹自足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所主张的理性、科学、主体、知识等范畴，成了现代性价值的核心，从而也形成了体系的现代性。于是，符合启蒙体系的理性人浮士德出现了，巴黎开始了“奥斯曼计划”以实现现代化，布尔乔亚们粉墨登场，彼得堡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建造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但也有一些东西令人不安。

童明说，在他下乡插队时，没有携带当时流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而是“宿命”般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他懵懵懂懂地怀疑车氏，其实就是感到了那种不安的东西。这种不安，也就是波德莱尔的“忧郁”。

现代性并非是单面的，而是复调的、多声部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盛行，这让生活变得刻板乏味、千篇一律，人的存在失去了诗意。对于体系现代性的反思开始的很早，就像审美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并非只是现代之“后”，而是对体系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审美现代性希望将人从工具理性的“铁笼”中解救出来，让艺术承担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审美“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体系的现代性简化了人的内涵，文学艺术则恢复了人的复杂性，“理性推论可以结束在句号，美学思辨往往留下问号。问号指向无常与无限。”

体系（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之间的争论。车氏追求的是欧洲的现代性，是“不通人性的乌托邦”。但陀氏笔下的“地下人”，直接“碰撞”了“新人”罗普霍夫，这个“反英雄”式的“小人物”，自卑、犹豫不决、自相矛盾，但他却“刻画了人类灵魂的所有层次”。陀氏反思的是整个体系现代性，他充满忧郁，思考着俄罗斯的未来。童明借老朋友木心的话说，陀氏的文学作品是“俄罗斯的棉被”，在冰冷的季节呵护着这片大地。

对体系现代性最猛烈的批判来自尼采，他发起的“尼采式转折”开启了西方思想史的新时代。尼采凭借的是美学智慧，他不但反思了现代性体系，还反思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是西方理性哲学的开端，但也是西方文化步入歧途的开端。要反思或是挽救西方精神，就要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回到酒神精神。对于苏格拉底之前的赫拉克利特时代有如游戏般生存的自性相适，尼采充满向往：“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在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这是游戏和艺术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才能安置人的感性生命，让人的精神诗意地栖居。尼采充满忧郁，他是哲人，更是诗人。

说到尼采，读者自可明了童明深邃隽永，又婉转明丽的文风的来源。他坦承自己的写作受到了尼采的鼓舞。这种文风不只关乎形式，更关乎思想立场。对于西方理性哲学的反思不乏其人，但这些思考者大多仍沿用理性哲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们不是按照尼采“所希望的形式”在言说。尼采的言说方式本身，其实也是对思想立场的表达。童明说道：“实践音乐吧，苏格拉底！这何尝不是尼采在提倡文风。当哲人是诗人、诗人是哲人时，逻辑思维和修辞思维重归一体，也就终止了苏格拉底以来将美学和哲学对立的传统。”童明的文字就这样靠近了尼采的传统，浅入深出、举重若轻，让人既有思性感悟，又有诗性愉悦，读来畅快淋漓。

行文之中，处处都有“复调”的声音，童明像一位老朋友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会替福楼拜向爱玛说话，也会揣摩地下人内心中交互的声音，也时不时会请出另一位老朋友木心走进文本，说上一两句。这些话交织在一起，让我们难以分辨哪句出自福楼拜，哪句出自木心，哪句出自童明。其实也不需要弄清楚，这样的文字本身也是读者参与交谈的结果，这是巴赫金说的“对话性主体”，这就是“赋格”。

在通篇文字中，童明或隐或显地在表达着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对于他这样游走于东、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中国现代转型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中国与其有着深入生命的血脉关联，中国问题是他思考西方问题的归宿。在西安的咖啡馆，他想象着洛杉矶的落日大道；在《包法利夫人》中，他警惕地找寻着中国的郝麦；他发现，奥斯曼计划、梅菲斯特的强拆，哪一天不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这种情怀，令人感动。

我想，这种情怀，可以看作是童明的忧郁吧。

（《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修订版）童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