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玉瑶

“每事问”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下，杨照的“本命”，却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只不过与一般学者不同，他是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的那一类。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段他所谓的“台湾政治最奇怪的一段时间”里，他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大二时即开始参加社会运动。台大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深造，师从杜维明和张光直。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政坛愈发变幻，这让早早有了社会关怀的杨照在大洋彼岸坐不住，开始涉笔政治时评。1993年，他有了一个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研究助理的机会，回到了台湾。导师杜维明觉得杨照就这么放弃博士学位殊为可惜，一直催他回去完成论文，但在史语所的一年经历，学术同僚之间的勾心斗角打破了杨照对学院的想象。加之台湾现实政治的召唤，他很快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学位，当一个社会写作者——“我自己想清楚了，所以就没有遗憾。”

但告别学院，却没有放弃多年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对杨照而言，读史料文献、学术期刊已经从研究变成了更为自由、持续更久的兴趣，而历史研究所奉行的“凡事有来历”，也成为他涉猎各个领域的一条底线所在。

从2007年起，受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邀请，他开始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完整讲了两回，花了十年时间。最近，这套13卷本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渐次在大陆出版。翻开细读，竟与我们向来习惯的历史讲述方式全然不同，不是线性地按照时间顺序讲故事，也不描写一个个丰功伟绩的人物，而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并援引大量史学界、考古学界研究成果，显得更为“硬核”，同时又有脱胎自课堂的大众面向，将学术堂奥指引给普通读者看。

学院内外的特殊位置

有人问杨照，学术界会如何看他开的这十年课程？杨照笑，“幸好不在学院里面，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一想到我写通史，同业会把我骂死——写通史也太狂妄了”。

杨照也不是一开始就雄心勃勃要自己做这件事。按他的说法，他一直在“等”：“我一直都感觉到，学院里面的中国史研究及其成果，和一般人里历史常识有太大的落差。我一直在等有这样一本书，也觉得一定会有人想到要做这件事，但——一直没有等到。”机缘巧合，敏隆讲堂请他去开课，他就下决心以他想要的方式讲他最想讲的中国史，时间再长也没关系，哪怕“没人上就停掉”。

但比起一般的通俗讲坛，杨照想要的方式却有些剑走偏锋，他尝试探及学术前沿，讨论了诸多专业问题。一开始，他也曾忧虑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听这一套，还跟讲堂说好，90个座位若报名不到60个就不开了。不料人爆满，来的不少还并非学文史的学生，有着理工科背景的不在少数，他们一路读着历史课本和通俗读物长大，来看看这“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是个怎样“新”法。

杨照解释，所谓“新”，在于常识。“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常识，但这些常识经不起史料跟百年来的历史研究的考验。”最关键处，是把“中国历史当作是同质的”，“一说起皇帝就是皇帝，no，皇帝不是一个人，是个很复杂的观念”。譬如夏商周，一般人皆以为这是三个先后承递的朝代，所谓商汤伐夏桀、武王灭纣，但根据二里头等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接受的看法是，夏商周很可能是呈现“共主”的结构，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即夏人没有因为商人取得共主地位而被消灭，三者很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大家小看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历史这么丰富，这么多变化，重新认识就是把这个复杂性给补上去。”

但即便有学者背书，诸如此类的内容依然属于十分小众的认知领域，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破除和进入我们既有的“常识”。杨照感叹，这是史学界的悲哀，和大众之间有太深的沟壑，即便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也会因为和大众的常识不符合而乏人问津，关注寥寥。在他看来，这和学术越来越专业化有关，钱穆当年以自学之身进入北大教书，提出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而不是由专研各时段的老师分别授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贯通了解中国历史。但在现在的学院环境中，上有秦汉史专家，下有隋唐史专家，领域区隔，难以跨越。“可是有些东西你不跨，就没法进入到常识的层次去沟通。”

杨照没有用PPT的习惯，因为不希望学生们不专注于他讲的内容，只是看这份“我帮他们记的笔记”。这虽然是个麻烦——学生没有PPT的提示，极容易分神——但杨照在多年授课实践中，已经学会了用问题来邀请他们进入，让历史不再是一个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串能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号。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他不在学院里，但能完成这样一套课程、一部通史，却正归功于这一“不在场”的位置，“既关心学院成就，又不在学院里——在学院里，反而很难做这件事”。他有自信，是因为背后有许多“大名字的保镖们”。“你可以不知道我，但你不能不知道陈梦家，不能不知道张光直，不能不知道杜正胜，不能不知道白川静。我没有了不起，我就是把他们的东西拉来，让大家知道。”

历史是可以实证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开首，不是从三皇五帝尧舜禹开始的，而是先进行了一番理论建设，包括阎若璩考证《伪古文尚书》、顾颉刚的“古史曾累构成说”、金石学的发展等。尤其花了很大篇幅的，是对于考古学的阐述：考古是什么、如何考古、考古与文字记录的关系……让人乍一翻开书，甚至以为自己拿的是一本考古学科普读物。

杨照本人和考古学的确有一些关联。上台大历史系时，考古人类学导论是门必修课，他对“挖死人骨头”没什么兴趣，导致期末被“考导”给“考倒”了，只得了62分。他愤而补课，一补才发现人类学如此开阔，为历史学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以致一度想转入考古人类学系，“不幸”未能成功。到了哈佛之后，虽然导师是杜维明，但阴差阳错地，跟着张光直上了不少课，接触也甚密，对学术的影响反而远大于台大时期。“学历史的人都一直会有一个困惑：有没有办法回到最源头去认识历史？跟张老师学习就满足了我这个好奇心。中国怎么来的，历史怎么来的，到考古学才能处理这件事。”

杨照说，之所以把考古的地位摆那么高，是因为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件事上，考古是最大的成就，尤其在越古老的时代，就越重要。“在文献资料如此混乱的情况下，考古让你安心，这些是可以依赖的实证”。所以他不讲尧舜禹汤，而是从新旧石器时代的尧考古资料讲起：良渚玉器中暗示的社会分化、夏朝夯土技术带来的组织国家突破、甲骨文背后的氏族制度、商代的占卜与鬼神信仰……

刚开始讲考古时，杨照也担心过于沉闷，学生提不起精神，没想到，学生们尤其是那些理工科背景的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前进不去历史，就是总抱持着‘历史是真的吗？客观的吗？’的想法，毕竟上古伏羲女娲、尧舜禹汤有太多被编造的故事，但从考古入手，我跟他们讲碳14，讲年代测定，他们很放心，历史也可以是有根据的，是可以清清楚楚实证的。这让我有些意外，我们如果认真和大众交流这些问题，他们完全是能够接受的。”

不要把历史人物看得太重，是他的另一个主张。中国人了解历史，往往从人物认识起，从二十四史的纪传体到英雄人物的传奇话本，皆以此为纲。杨照澄清说，中国正史本不是这样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表面上是皇帝，背后乃是大事记，接下来是书、表，然后才是世家、列传。但到了后面，这些渐渐没有了，最核心的变成了本纪和列传。“所以后来再讲中国历史，全部都在讲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帝王将相。它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用人物来解释历史，比如说仓颉造字，怎么可能呢？你清清楚楚看到，从大汶口文化就开始出现了表义符号，到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太强调人物，会看不到或看错很多东西。”

同样需要打破的还有朝代。“把朝代史作为一个看中国历史的工具，对我们的阻碍远超过帮助，它背后是一种循环史观。”杨照举例说，一讲朝代，就讲谁开国，接下来谁创造盛世，然后谁中兴，最后谁亡国，“好像四个人就能总结一个朝代”。

十年，十三册，杨照完成了一套通史的架构。如他在总序中所言，一方面帮助读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那么，在这套“通史架构”上，中国文明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杨照认为，中国文明有来历，周朝时就已经产生了这一文明的轴心，包括宗族系统、人伦秩序、非表音文字系统等。“就像门轴一样，门会移动、变形，但一直围着这个轴心。这个轴心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和告别了传统中国。”

历史的意义在于多样性

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常常呈现一种混淆的状态，一方面很少读专业的历史书，另一方面却极容易受影视剧中戏说、架空的影响，对对错错，真真假假，“常识”如同一片稗麦齐生的荒地，如前段时间围绕电视剧《霍去病》的争论。

虽在海峡彼端，杨照对大陆的流行文化却并不陌生，尤其拜互联网和文化交流所赐，这些年《甄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等宫斗剧在两岸热播，他多少也了解其盛况。杨照认可存在即合理，他笑道：“它们能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呈现和传播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史学家能做到的。”

但问题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该怎么办——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公民该有何种历史知识素养和明辨能力。毕竟，“这些戏呈现出的历史是有问题的，比如《延禧攻略》里不会出现农民。真实历史远比这些戏来得更加丰富、多元、复杂、有趣。”关于这一点，杨照觉得，除了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的写作，极为关键也极为困难的一点在于，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怎么去教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按照课本教的，应该让孩子知道，课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图，循着它可以探索更多风光，而不是让孩子把地图背下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像美国的历史教育那样，让孩子从家附近的历史调查起，旁边这片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来历是什么？知道了这一小块地方的历史，一定会联系到更大的或更久远的历史。这些是和你的生命直接结合在一起，和你自己自己的来历有关系的。”

今日的新媒体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热衷于解构，倾向于将历史扁平化并拉近距离，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加以包装。但这种“将古人讲成邻居老王”的叙述，及其背后用现在的眼光去古为今用的观点，是杨照极为反对的。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正在于让我们看到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故而要尊重不同时代的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认识孔子，正是因为现在我们找不到一个孔子，找不到一个有这样生命价值和人格特色的人。尊重古人，是因为他会讲我们讲不出来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