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熊先生，业已进入老境，视觉、听觉和记忆力均有所衰退。但他仍充满信心地每天出外散步两次，步行三、四公里。他的观点很简单：“既然是人生，就要有人生内容。”他极赞赏他的恩师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自由地走到死中去。”熊先生认为，此话与中国的成语“视死如归”有异曲同工之妙，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尚健在的早期学生之一，熊先生现在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海氏门生中的大师兄。故此，“北美海德格协会”每年来函，邀请他出席年会，德国方面也数度请他访德。熊先生朴实地说：在早年留德之前，他是学哲学的，但是却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未听说过。都一旦聆听之后，便一发不可收，自1933年起，连续三年，听了海德格尔的课。而海氏对他的影响，至今犹存。

或许一开始，熊先生并未能领悟海氏哲学的奥义。张岱年先生曾向我转述过一则趣闻：熊伟先生始听海氏课，课毕，师生俱散。熊氏面有惭色，语德籍同学：未懂海先生上课内容也。未想，同学哈哈大笑，答曰：“吾亦听不懂也。”熊氏遂释然。此故事确否，未经考证。但熊先生初抵德国，德文既未精致，海氏哲学又博大精深，一时难懂是可以理解的。

熊先生于1939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论不可说》。未几，他穿过硝烟弥漫的欧亚战场，回国。故此，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用西方哲学的舟楫，穷究于人生与哲学的真谛。

熊先生淡泊名利，他的观点是：“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质量。”他还说：“我就不相信倒退几年，让我去学万元户的那一套会困难？！”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自明：非不能也，实乃不屑为之。

熊先生于几年前翻译了海氏的著作《形而上学道论》，计十多万字。先交至甲出版社，甲称可以出。但著作中海氏引用的希腊文无法排出，故只好……熊先生识趣，赶紧取回，送至乙出版社。乙很痛快，说可以马上出，但需熊先生交5000元钱，熊先生道无钱可交。故尔，马上可以出的书，只好慢慢出，且遥遥无期了。又荏苒两年，有丙出版社侠肝义胆说可以出，但按正常程序，大约在两年后方可面世。熊先生一听，虽然得在七百多天后，才能出版，但总比判无期的好，故将稿子从乙处转到了丙处。熊先生一向对版权和稿费之类不感兴趣。最关键的，是要把书出版。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人生的内容之一。

这件事到此，原可画上句号的，但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使得一向豁达的熊先生也不免感慨良多。

却道某日，台湾一出版人慕名会晤熊先生，席间听说熊先生有译著某某，马上索要原稿，次日即飞回台湾。以后又来数信，称此书年内即可出版云云。连熊先生早几年在全德哲学大会上用德语所做的《海德格与中国哲学》论文，也不知通过何途径，被有心人找去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发表了。

熊先生的译著，终于不必等两年就能与读者见面了，熊先生很高兴，他说：两岸是一家人。

熊先生的家，非常整洁。家里的钢琴和电视机，都罩着布罩。阳台上，有鲜花若干盆，他说他很喜欢在空气流畅的阳台上伫立。满头银发的熊先生穿着整齐，几可说是一丝不苟，甚至，风纪扣也系着。他的眼神，真诚而智慧，像是在问人，又像是在自问：“哲学是干什么的？”

1933年9月12日，熊伟在上海乘坐Conte Verde船赴欧洲，住在二等经济舱49号房，“共四榻位，左右各二，分上下。”同舱中，有清华大学的浦江清（1904—1957），从浦氏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得知除了熊、浦外，另两人为清华大学的蔡可选和同济大学赴德学医的黄君。同船者中，还有清华教授冯友兰（1895—1990）和浦薛凤。从日记中看，西行途中浦江清与熊伟互动较多。

9月24日日记：“与熊伟君散步，入头等舱小坐。见Catholic(（天主教徒）做礼拜，同舱中有数人乃Catholic教徒。昼夜打牌之一邓某，乃独越诸座而前，随一牧师，诵赞文，执烛甚虔。熊君言，彼手执烛，口念经文，但心中恐念念不忘红中白板耳。”

关于此行，熊伟曾在当年11月31日的莱茵河畔写过《Conte Verde的伙伴》一文，对船上众生相有过神肖的速写：“海程无聊，船上的中国人，无论学生，教授，都常是摆到三桌麻将之多大都是为消遣时日。只有五位教徒中的一位，是由湖北的教堂派来的，不但每场必在，而且认认真真地呼卢喝雉，打错一块牌，便拍桌打板，脸红脖子粗。我也不知道天主教中有没有‘十戒’，如果有又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赌戒。如其无之，这位教徒或者也可以美其名曰赌徒。”这位让熊伟心生厌恶的“湖北教堂派来的”赌徒某某，或许就是浦江清笔下的“邓某”。

浦江清日记9月26日至10月4日有缺。10月5日复有记录：“上午九时，船抵意大利的Brindish(（布林迪西）。”浦江清与冯友兰在此下船，结伴从布林迪西往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而去。至于熊伟，与浦江清等在何时、何处分手，日记未著。最后，还是在几年后（1939年）熊伟致冯友兰的一封信中，才有了答案。

我初次知道熊伟先生大名，是朋友老董向给我力荐的。他对我介绍说，熊先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萨特的同学。老董是北大78级哲学系研究生，学数理逻辑，师从王宪钧（(1910-1993）)。

查阅当年日记，发现老董不仅向我推荐了熊伟，而且还在1993年10月16日上午亲自陪我一起去了熊家。关于此一关节，当我在微信上告诉老董时，他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熊先生家住中关园，位置在北大东门的东侧。另一个大师级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也住在这里。就在我采访熊先生后未及一年，1994年7月30日，熊伟先生去世了。据他的学生记载，熊先生临终前曾有遗言，云：“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致的，不可分的。人与自然，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是为天命。”以此盖棺，作为定论，熊伟先生无愧是一个哲学家。

虽然有着足可矜夸的资历，但熊先生似乎依然是籍籍无名的。仔细想想，原因大约可以推论出来，比如，他毕生所学、身所专长的，基本上在革故鼎新之后，被天翻地覆了一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他的大半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仁不让的主流哲学。至于其他的西方哲学，有侥幸之幸的，可以成为似有若无的背景，被偶尔提及；堕为不幸的，则一概成为主流哲学的对立面，或被奚落，或被批判。据熊先生当年学生回忆，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熊先生曾自我批判，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说成是“戴着口罩掏垃圾箱”。此言一出，斯成一时之名言。熊先生一生求道的学问被自己如此自毁和丑化，其内心想必是五味杂陈吧？！熊先生晚年得以枯木逢春，完全得益于一九八零年代“存在主义”在大陆的一纸风行，以及海德格尔的被重新发现。熊伟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标签，始终是海氏的亲炙弟子和海氏学术在大陆最早的传播者。

作为民国时代赴西方的取经者，熊伟这一代学人的价值在一九八零年代、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刻闪耀出了意外的光芒。如他相仿佛的，还有老董的导师王宪钧。王宪钧，山东福山人，为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裔孙。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是从金岳霖读研究生，1936年赴奥地利和德国进修，师从数理逻辑大师哥德尔。1938年回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查看王宪钧学成归来后，除了著有一本薄薄的《数理逻辑引论》，似乎别无所成。究其原因，也大致如熊伟。

缘何当年老董向我推荐了熊伟却没有推荐自己的导师，问了老董，老董想了想说，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但王宪钧是1993年11月19日病逝的。我自己推测，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当年根本不知晓王先生的大名，对其事迹完全茫然。我只依稀记得，王先生也是住在燕南园的，是林庚先生最近的邻居。

熊伟先生1933年10月入德国弗赖堡大学，海德格尔正是该校校长。熊先生在弗赖堡学习了三年，但最后他却是在波恩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记得曾就此事问过熊先生，他如何回答的，我忘记了。另外，我似乎也问过他与萨特的关系，也应该是没有答案的。所谓的同学关系，当系误传。从熊先生和萨特各自的年表上，看不出两人曾有过交集。

我在2004年夏天曾去过波恩，并在波恩大学附近短租过一间斗室，住了有近半个月。每天以波恩为原点，坐火车去往四周的德国城市和小镇游玩。波恩大学则是黄昏后经常散步的地方。

熊伟与浦江清，可以确定相识在1933年赴欧的Conte Verde号船上。熊伟认识冯友兰，如果没有更早的记录，那么也可以具体定位在此时。这一年，熊22岁，浦29岁，冯38岁。1949年后，他们三人都在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服务，直至各自的生命终点。三人相互交集的后续故事，似乎少见。

熊伟有一封写给冯友兰的信，被保存了下来。信写于柏林，时为民廿八年（1939）5月。缘起是王宪钧给柏林的熊伟寄去了冯友兰的著作《新理学》（石印本）。熊伟阅读后不仅著文回应，还在致冯的信中说：“柏林同好皆大欢喜。”另，此信还揭示了浦江清日记遗缺的部分，即熊伟与浦江清、冯友兰是何时、何地分手的。信中说：“Brindish一别，倏逾五载。”原来，他们正是在1933年10月5日上午，在意大利的海港城市Brindish（布林迪西）分手的。

熊伟此信的最后几句是：“长夜漫漫，欲闻鸡声，云山在望，不禁依依。”怀人的文字，是如此情真、意切，是那么词雅、字醇......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吴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