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刀

《闲话林语堂》
王兆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37年，继《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大火之后，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并再次在美国引发轰动。在该书《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按照《闲话林语堂》一书作者王兆胜的推算，如果以自身条件所比，那么林语堂这里说的“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有一定门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林语堂，年收入近二千大洋，折合现在人民币相当于五十万元，算不上大富，但足已小康。至少在幸福的“门槛收入”方面，马云与林语堂英雄所见略同。

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者，王兆胜一改其林语堂研究成名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的严肃学究文风，代之以促膝闲谈方式，引导读者在“闲谈”中走近林语堂：从文化到文学，从中国文化到国外文化，从读书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女性到家庭，从文坛恩怨到个性癖好……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恍若眼前。

爱幽默的林语堂

“幽默”一词的翻译与引入，并得到大力推广的源头正是林语堂。

在上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大批仁人志士忙于为民族寻路，民族大义重于泰山，越是知名人士越必须直面这一历史使命。

极力倡导寻找个人生活乐趣的林语堂于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也因此遭到鲁迅等人的严肃批评。尽管如此，林语堂不以为然，且坚持认为，自己就算真上了战场，也抵不过一名普通战士。言外之意，坚守文化领域，至少还可以竭尽所能地发挥更大作用，而本分地过好日子，也是更好工作更好贡献的重要基础。

老话讲，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若放在平时，林语堂的这番朴素道理不难收获掌声，可一旦置于民族危亡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道德往往压倒一切，至而令人们失去了最初的理智。

林语堂并非天生的乐观派，在有的看法上，他可能比一般人更悲观。比如他认为人难逃一死，总是以死亡的悲剧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深陷悲剧不能自拔，那么原本只属于漫漫人生中极小一环的死亡，将可能为短暂的人生蒙上灰暗的色调。于是他认为，“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来，以博爱、自由、知足、快乐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解人生的苦难”。

在“苦难”的人生中活出不“苦难”的生活，这是林语堂极力推崇的生活哲理。而化解苦难，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道灵丹妙药。在林语堂眼里，“一个幽默的人，首先是一个明理的人，是一个对人生、生命、世界乃至宇宙有清醒认识和理解的人”。就是从社会角度看，“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所以，他不仅文字力求幽默，而且生活中也尽可能幽默化。幽默就像他手中的“减压神器”，不断帮他释放了那个年代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诸多重压。
幽默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但林语堂并不认为幽默等同于简单的搞笑——“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不难看出，林语堂眼里的幽默饱含机智，而且崇尚道德。置身于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仔细品味林语堂的这番“幽默论”，那些肤浅造笑的娱乐节目，又怎能藏得住粗俗的原形？

爱生活的林语堂

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情趣“佐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理当为林语堂所“器重”。就此，林语堂自有一番灼见：“与西方有着强烈的宗教情结不同，中国人是将生活的艺术当成宗教，当成第二本能的，所以他们才能那么津津有味地谈论、研究饮食”。林语堂的细致观察当然来源于生活，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夏民族一直为肚子问题精疲力竭，甚至是兵戈相向。即便到了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人困惑的今天，见面问句“吃了吗”，依然在许多地方比见面问候“你好”更暖人心。
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他平时还喜欢抽烟、喝茶，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乐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爱好，只是林语堂外在的物质需求，那么他对于生活的精神追求同样令人睹目。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野外桃源式生活推崇备至。

许多人对陶渊明的了解，离不开《桃花源记》。在那个远离世俗社会的幽僻之所，没有战争和压迫，人们乐业安居，好不和谐。林语堂对野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赞美与羡慕，自然是对所处时代不满的投射，毕竟那个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力倡导开发个人的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整个社会的普遍现实，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悠闲地追求生活乐趣。或者说，只有在温饱问题不再是头等大事时，人们才有选择更多生活方式的可能。

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情，“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羡慕陶渊明，但他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

当然，林语堂倾力改造的那些生活，理所当然地包括外在的物质条件。也正因为对这些条件的过于看重，所以招来一些是非之议。比如他因版税问题就曾与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闹翻。不过，林语堂坚持认为，物质条件改善是生活更有乐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内心精神层面的改造同样重要。想想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天尤人，无法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爱文化的林语堂

与一般人先学国语再接触外语有所不同，虽然从小生活在国内，但林语堂对国学的深入接触，却落在英文之后。正是这种时空颠倒的错乱，客观上给林语堂制造了一个再度发现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

林语堂对北京极为偏爱，反倒对“勃勃生机”的上海一百个不感冒，究其原因，他觉得北京更能深刻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中心的上海，虽然商业更富活力，但在文化方面更像是一个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怪胎”。

对传统文化愈是坚守，往往意味对非传统文化愈可能大加排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同样不感冒。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美国的“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忽略人生、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及其无知”。

有趣的是，当年林语堂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强烈反响。而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恰像是对过于严苛分工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对林语堂闲适生活理念的呼应巧合。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社会分工机制被新的理念所取代。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时代，社会分工大大滞后于西方工业国家，这或是林语堂未能从国内感受到现代社会分工优势的原因所在。这好比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呆在乡村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虽然悠闲，但生活不一定充实。后来他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困难和问题很多，但是可为家里带来单纯务农无法比拟的收入——无所事事并不比辛苦创造更幸福。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未因传统文化而故步自封。他幻想“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看似调侃，但放弃众多选题，单讲“价值”与“人生”，这何不是林语堂诗意人生理念的一次不经意流露呢！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