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薰殿旧藏《唐代名臣像册》中狄仁杰的形象

事实上，狄仁杰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曾两度为相，在其宦海浮沉的一生中，狄仁杰真正做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中完美的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是任大理寺丞、侍御史，甚至位至宰相，他都以“不畏权贵”而著称，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期，狄仁杰曾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续立庐陵王李显，使得李氏唐朝得以维系。而在任宁州刺史、彭泽令（第一次宰相被贬后）等职时，他体恤百姓，以民为忧，造福一方百姓。几乎每任一方，当地人都为他建立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

正是狄仁杰清正廉明的形象，再加上他在初出道时任大理寺丞，一年断案一万七千余件的事迹，使得数百年后，狄仁杰成为民间小说故事中铁面无私、头脑冷静的探案高手，并最终在荷兰人的帮助下，狄仁杰走向国际，成为与福尔摩斯并肩的“神探”。

“断案高手”而非“探案高手”

在“古代断案高手”中，荧幕上一直活跃着两个人：包拯和狄仁杰。二三十年前，《包青天》系列非常火，而这些年，狄仁杰的“神探”之名后来居上。与包青天不同的是，人们给狄仁杰冠上的头衔是一个极具西方化的名号——神探。

在真实历史中，狄仁杰的确有过断案的记载——他在初出道时任大理寺丞，一年断案一万七千余件。不过，“断案能手”和“探案能手”，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千差万别。事实上，在历史中，关于狄仁杰侦破凶杀案件的记录非常少。

狄仁杰（630-700）生于并州（今太原）的一个官宦之家（如今太原的唐槐公园又称狄公故里，是狄仁杰的故居地址，相传里面一株千年槐树为狄母亲手种植）。祖父狄孝绪曾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小时候狄仁杰是个读书种子，据记载，某次他家发生命案，全家人都在接受县吏质询，唯独狄仁杰仍坐在书房埋头读书。县吏见后很生气，说：“你这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咋就丝毫不为所动？ ”狄仁杰头也不抬，说：“正在书卷中与圣贤神游，哪有空理会你们俗吏！”

后来，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随后出任汴州判佐。判佐是从八品的司法官，官不大，麻烦还挺多，上任没多久，狄仁杰就被人诬告。

好在受理案子的是历史上著名的画家兼工部尚书阎立本，他在弄清事件真相后，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才，并亲自写推荐信，称其为“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于是狄仁杰因祸得福，走马并州任都督府法曹。

职位虽然不高，但狄仁杰干得是有声有色，就连同事也称赞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 一人而已。”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应该是在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调任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拘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狄仁杰不孚众望，在当大理寺丞的一年间，断案一万七千多件。这就意味着一年都不休息，每一天要完成四十九件案子。更重要的是，狄仁杰审理的结果“无一冤诉”，这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记载。

狄公断案传奇

而在《唐会要》中记载了这件事在朝廷中的影响。唐朝在选拔官吏时，除了不断完善科举制，还对官吏政绩评定制定了一套考核制度，即考课。所有官员，不论职位高低，每年要考课一次，称为小考，每三年（或者四五年），大考一次。考试的结果为“四善二十七最”，根据结果分为九等。上元二年，也就是狄仁杰调入长安任大理寺丞这年，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主持京朝官考课。当他拿到大理寺上呈的材料时，对狄仁杰的评判产生了怀疑，因为刚入长安不到一年，狄仁杰居然被评定为“中上考”。“中上考”在九等中位于第四等，必须是“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有能力获得。

刘仁轨怀疑有猫腻，便把狄仁杰的材料退回大理寺，要求大理寺重新评定。负责大理寺内部评定的大理卿张文瓘，亲自找刘仁轨反映情况。当刘仁轨听张文瓘陈述狄仁杰一年判决一万七千余件案件，且无一冤诉后，他也惊呆了。最后，通过实地考察，刘仁轨将狄仁杰的考课等级定为第三等：上下考。

要知道，狄仁杰这个大理寺丞，一是要审理中央文武百官的案子，二是要审理地方再次上诉的案子，还有地方的重案。也就是说，到了大理寺的案子，全都是不好判的案子，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年都能解决一万七千件，而且没有人说判冤了或者是判错了，可见他这方面的能力的确是非常突出。关于狄仁杰断案的细节，《旧唐书》和《新唐书》里记载了一件事，这件事和推理没有关系，却和公正有关系。当时有一个大将军叫权善才，不知道怎么回事，误把昭陵的柏树给砍掉了，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唐高宗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要把这个大将军处以死刑。

这时候身为大理寺丞的狄仁杰就进言说，坚决不能处死，因为依法，没有人因为砍树就要被处死。高宗怒道：“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狄仁杰继续神色淡定，从容辩曰：“汉有盗高庙玉环，文帝欲当之族，张释之廷诤曰：‘假令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弃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新唐书·狄仁杰传》）大意说，权善才犯的罪不至死，却被处死，这会让后世人会怎么看待皇上呢？唐高宗听了之后，只是将权善才罢官，免他死罪。

或许是狄仁杰刚正不阿的表现，引起了高宗的注意，不久后，他就被任命为“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这个职位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位权臣，让狄仁杰声名鹊起。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比如上阳宫等，宫殿都宽敞壮丽。

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因此被免职。狄仁杰弹劾的另一位权臣是左司郎中王本立。王本立与唐高宗关系亲密，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里人皆畏之。狄仁杰揭露王本立的罪行，并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最终，王本立被定罪，一时间，朝廷肃然。

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指出，路上有一座妒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他想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据理力争，他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最终，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也对狄仁杰表示赞赏：“真大丈夫矣！”。

其实，从以上的史实也可以看出，狄仁杰之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而他最终被塑造成影视剧中的形象，折射的正是老百姓对于铁面无私的“好官”的一种美好想象。

体恤百姓劝谏如流

在以狄仁杰为题材的影视剧中，在将狄仁杰时，都离不开武则天。在历史上，两人的关系确实也非常好。有人觉得，武则天成为武周的皇帝后，为人狠毒，对人对事都是不择手段的，偏偏愿意听狄仁杰的话，因此有说法认为他们两人有暧昧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荒谬的猜测。

作为君主，武则天清楚，想要一个清正廉明的朝廷，想要一个稳定的朝纲，那必须用贤臣，她更清楚，狄仁杰绝对是贤臣中的佼佼者。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 ,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当时的宁州并不太平，各族杂处，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狄仁杰到任后，注意妥善处理边疆游牧半游牧民族与汉人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当地百姓深感为念，在其离任时，他们立碑勒石，以颂扬他的德政。

不久，狄仁杰升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南下后，狄仁杰发现“吴楚多淫祠”，遂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大大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负担。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系列之一封面

垂拱四年(688)，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响应，兵败后，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狄仁杰看到，因为本次叛乱而株连者有六七百人被监押，籍没者多达五千余人。他认为，大多数人不是自愿，于是上疏武则天：“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一向对谋反的人都是宁杀错不放过的，偏偏听了狄仁杰的话，依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稳定了豫州局势。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由此开始了宰相生涯。只是狄仁杰的宰相生涯其实非常坎坷，就在任命后不久的长寿元年（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狄仁杰看透了这些酷吏的手段，即便受尽酷刑死不招人，他们也有其他手段罗织罪行，索性就一开始认罪了。他说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这时候来俊臣就没把狄仁杰放在眼里了，于是狄仁杰在狱中把被子拆开弄出一条布，在上面给武则天写了申诉状。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对狱卒说现在是春天了，想让家里人把棉袄拿回去换一件单衣过来。狱卒没当回事，就让狄仁杰的儿子去了，后来这份诉状通过狄仁杰的儿子就到了武则天那里。

武则天接到诉状后，召见狄仁杰，询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道：“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则答称并未写过。武则天便让人拿出《谢死表》，方知道表章是伪造的，虽然狄仁杰被免于一死，但是仍谈被贬到彭泽，担任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作乱，攻陷冀州，一时间河北震动。武则天于是命狄仁杰为魏州刺史，驱虏保民，当地人为之立祠。之后，狄仁杰再转幽州都督，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亲制十二金字于袍上，以旌其忠。这个紫袍上面写了四句话， “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敷政术”是指他把也方官做得好； “守清勤”是说他非常清廉、勤勉； “升显位”是指把狄仁杰升到宰相这个位置上；“励相臣”是指以此激励天下的官员，以后都要向狄仁杰看齐。

劝武则天立李氏为太子

狄仁杰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刚正不阿、体恤为民的表现，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武则天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在当时，所有的大臣见了皇帝都得下跪，唯独狄仁杰除外。武则天特意对大臣们说，国老千万不要下跪，国老一下跪我也跟着疼。

为了能让狄仁杰休息好，武则天甚至告诫其他人，如果不是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仁杰。对于武则天来说，狄仁杰对她影响最大的正是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武则天晚年对于立武氏为太子还是立李氏为太子，犹豫不决。一天，武则天和近臣们谈起一个梦，说她梦见一只大而美丽的鹦鹉，但奇怪的是，鹦鹉双翼已折。狄仁杰乘机回奏说：“臣以为，那只大而美丽的鹦鸡鹉就是陛下自己，因为陛下姓武，两翅，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被囚禁，所以鹦鹉的两翅折断，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如陛下起用皇子，鹦鹉就能飞翔了。”

武则天明白狄仁杰的意思，不过，她并未直接回应狄仁杰。圣历元年(698) ，武则天之侄武承嗣数次游说太后，请立其为太子。武则天在这种情况下召见了狄仁杰，想问他关于后继者的事情。狄仁杰劝她说：“姑侄母子，哪种关系更为亲密？我只听说儿子当了皇帝，母后可以干秋万岁配食太庙，从没有听说侄儿成为天子后，会在太庙中供奉姑妈的。”

武则天听后脸色一沉，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仍从容答道：“四海之内，孰非皇土？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其实狄仁杰是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身为封建社会的君主，对于后世的祭祀更为看重，因此，最终，武则天放弃了侄子而立了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这也使得李唐王朝得以延续，不仅如此，狄仁杰举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这些人也成为唐朝再次兴盛的基础。《旧唐书》赞叹“仁杰流死不避，骨鲠有彰，虽逢好杀无辜，能使终畏大义。”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到，“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

武则天四大奇案

久视元年（700） ,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算高昂，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上疏劝阻：“如来设教，以然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听后，打消了念头。

就在这一年，狄仁杰病故，武则天闻讯叹息：“朝堂空也！”后赠文昌右相，谥“文惠”。唐中宗继位后，追赠司空。唐睿宗即位后，再封为梁国公。后世称狄仁杰为“狄梁公”，即由此出。可以说，狄仁杰得到了两朝皇帝的高度评价，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对于武周和李唐，狄仁杰都是功不可没的贤相。

荷兰人高罗佩将狄仁杰塑造为“国际神探”

行文至此，很多人会问，究竟是谁编出了这些离奇的命案，并将破解命案的关键先生安在狄仁杰身上的呢？

有意思的是，狄仁杰“神探”之名，竟然是一个本世纪中叶，一位荷兰人捧起来的。这背后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段佳话。

明清时期，公案小说非常盛行，《包公案》、《施公案》等相关小说接连出版，这些小说有个共同特点：主人公多为历代清官，而其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作为唐代著名政治家的狄仁杰，明察善断，铁面无私，颇得时人称赞，自然也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官”“清官”的形象。于是，在清初，一本名为《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小说面世，这是狄仁杰走向“神探”的开始。但令狄仁杰最终成为“名满全球”，成为与福尔摩斯比肩的人物形象，则是拜荷兰人高罗佩之赐。

高罗佩（1910-1967），本名范·古立克，荷兰聚特芬人。高罗佩的父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

1935年高罗佩大学毕业后，在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1943-1945年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第一秘书。当时的重庆，中外名流云集，高罗佩与于右任、冯玉祥等人熟识，后来高罗佩还迎娶了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为妻。除此之外，他还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被书中刻画的那个心细如发、明察秋毫的狄仁杰所征服，他决定把这本书翻译为英文，让西方读者也能读到东方特色的侦探小说。高罗佩翻译后的第一本小说名为《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连续推出《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

因为这套书籍在西方大受欢迎，而除了《武则天四大奇案》外，他再也找不到狄仁杰破案的书了，为了不让读者失望，高罗佩决定自己来写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而且，在此期间，高罗佩至少2次决定停笔不再写作英文狄公小说，但都在出版商的要求下继续写了下去。最终，高罗佩连写了十三年，总共写了十三部关于狄仁杰的探案小说，其中包括15个长篇和8个短篇，最后一部是《诗人与谋杀》，写完这部，高罗佩因病去世。

高罗佩

这一系列小说，被陆续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风靡全球。

清代中国本土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狄公找不到被害者的坟墓时会有鬼魂为他带路，入梦时神人前来启示他整个案情，甚至还留下喻示凶犯名字的一首诗。对于这些情节，高罗佩认为“类此妄说，颇乖常识，不足以引今人之趣”。在高罗佩笔下，“狄公“侦破案件的依据只来自第一手的勘探。

在高罗佩的改编下，狄仁杰完全成了不折不扣的西方神探。不过，高罗佩也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小说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都是于史有据的。这使得这部小说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当时，多数西方人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大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有趣的是，作为狄仁杰祖国的东方大陆，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知道这位唐代名相在国际上早有了全新的称谓：“神探狄仁杰”。其实，早在1953年，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过中文版《狄仁杰奇案》（《狄公探案集》中的《迷宫案》，它是高罗佩居住于马德里期间自己翻译的），可惜，这部小说并未引起广泛注意与回响。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者赵毅衡得知“狄公探案集”这套书籍，劝其友人、中国外交官陈来元进行翻译，由此开始，陈来元等人才着手译出全套小说。1981年，曲艺杂志《天津演唱》的第6至8期连载了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故事之一《四漆屏》，自此，狄仁杰的“神探”之名才从海外漂了回来。如今，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已全部译为中文。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