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承雍

唐代女俑，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大唐”两字在无数出土的墓碑石刻上赫然标识，这表达的是当时人作古后仍对自己国家的自傲，甚至在金银器皿、砖瓦陶瓷底部都要刻上“大唐”字样，表明自己的身份签注。为什么称为“大唐”，为什么“唐代印记”作为大国盛世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中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思想上的烙印 ；既有唐诗的雄浑气象，又有艺术上的登峰造极。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也许千年后回头看，才能在历史长河中领悟其深远意义——唐代文明尽管外壳不存在了，但它已经转入人类的记忆之中，岁月的磨砺扩展了唐代以来的生命维度，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循环式的文明与野蛮，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和喜乐追思，在历史进程中深深烙下唐代的印记。人类进步不可能脱离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遗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就隐匿其中。

大唐的概念，建立在从东亚到中亚的亘古未有的庞大地域上，留下的遗产让记忆之门再次启开，部族式的羁縻统治，虽然反复无常控制并不牢固，但宗主权“统而不治”的政治影响跨界久远，中国境内出土周边部族和远及安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等诸国质子墓志让我们看到了疆域辽阔的奇迹。当我们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和撒马尔罕考古博物馆展室里的唐代“开元通宝”货币时，不由意识到大国经济的博弈，不管是农业圈还是牧业圈，经济的交往绝非随意隔绝。

严格地说，“大”与“小”不在于疆土界限而在于国家强盛，一个朝代强大也在于有生命力持久的文明。奠定国之强大的人心气度、自由意志和兼容并蓄，是大唐之曾经繁荣强盛的根本。“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谓臣是酒中仙”，竟敢口违皇命独显自我 ；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让多少后世文人在心中横生人格的最高境界。魏征敢顶撞李世民，骆宾王敢叱骂武则天，白居易敢嘲讽李隆基……在高度集权的王朝国家里，从胸襟大度、宏阔大气的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大过盛唐。

唐朝的大国意识并不是天朝意识，是开明拓宽的华夷一统，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与世隔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只有隋唐帝王冒出了“天可汗”的称号，百年内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阎立本的职贡图可谓神来之笔，不是充满敌意的边远蛮夷而是大国之外的使臣。大唐之初，唐人就知道自己无法与外邦割裂，朝贡贸易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使安史之乱造成了大国的拐点，唐朝从攻势转为守势，还得硬撑着炫耀自己的大国自尊。

大国崛起必有大战，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不打几仗显示国家的强大，“大唐”就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北朝以来突厥及周边诸族带来的自卑和雪耻之心，使得隋唐对外有种强烈的奋起反击和崛起之感，最后落到领土的争夺和国家版图的扩张。自然这不是用战争换来一场荣耀，而是一个大国追求的切实利益。公元 670 年，大唐之国的版图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按照传统观点解释，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的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的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的公平的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的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的周边羁縻臣服。这几大战略支柱是国家最直接、最关键的支撑因素。然而，大国非同小国，整个国家的运转需要方方面面的料理，唐朝凭借实力、国力、军力盛极一时，“天下一家”的背后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即使我们耗尽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王朝，强盛标志无非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但在文官体制、法制规范、科举选人和民族文化等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首推大唐。唐朝的文明魅力和文化理想，具有在王朝本身消亡之后的永恒价值。

一个大国不是凭空建起来的，大国不能光看财富增加，还要看各种制度的“骨架”和文化价值观等“骨髓”里的提升，要看其长治久安的制度与对外文明的吸纳，唐代的三省制、科举制、府兵制、赋税制、朝贡制等都曾支撑了其强国的地位。一千年前的司马光曾在《稽古录》卷一五中评论唐朝“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唐朝作为一个强盛大国为后世企羡，其流光所及足以供人们细细研讨。

隋唐史研究一直是中古史领域中的显学，众多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都在唐史中颇有建树，许多皇皇巨著影响着一代代后来学子，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等史学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唐代历史作为中古开垦的土壤？恐怕他们就是想仰观历史的巅峰，寻找盛世的渊源和变迁的脉络，以至于后人面临的深耕课题很难继续推陈出新。

即使新史料、新物证不断涌现的现在，也存在着“重新发现”还是“重新发明”的区别，这是想象与真实的界限。我一直不同意研究者预设项目申请经费，也不同意写作者凭主观想象编造出许多历史产物，还原历史无疑是我们的责任，但观点结合史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我们无法完成对千年前历史的完整追忆，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只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生命记载，做一点再忆再现。这就是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诸多领域学者的使命。

唤醒沉睡在枯燥古籍中的历史，呼唤重拾隋唐史中的细节，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学术缘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的文物古迹，呼吁我们要抢救鲜活的历史，考古文物可以使我们回忆大唐时代没有记录的历史，增添补充以前不知的种种资料，目的就是不忽视文明的遗痕，不掉进历史掩盖的怪圈。

笔者曾经认为，大唐的强大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天宝时期追求“虚妄”胜利的战争捷报弥漫朝廷，杨国忠、安禄山等掀起一波波的“虚假”捷报，使皇帝陶醉在天下大国的美梦中，朝廷上下沉迷于功勋荣誉之中。然而，从青藏雪原到西域草原，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盛唐到中唐，激烈的争夺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兴衰。安史之乱把唐朝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从文人书生到平民百姓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不少朝廷官僚也由原来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空前地转向族群观念、尊严意识，在唐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整个大国的生存。

一个民族理应以严肃的态度，用最庄严的方式向自己的盛世致敬，苦难会给一个民族坚韧的品格，胜利则会给一个国家信心与力量。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大国纪念，也是需要传达的铭记历史的强音。因为唐朝的中国不是一个“屈辱时代”，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即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异族外侵和藩镇内乱加剧了大唐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可是唐朝仍在东亚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色。

每当看完学术界研究唐人的成果，就像呼吸到长安城里的风，呼吸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写唐史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 ；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要感恩唐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遗产，让我们能自豪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等，近日出版作品《大唐之国》。）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