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宇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李碧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些问题尽可从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本书以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地区为线索，从历史事件和人物入手，对唐朝地方藩镇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将郭子仪、李白、张巡、高适、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得失成败，融入自玄宗到文宗的历史时空，犹如推理小说般，引人入胜、步步为营地追寻藩镇的历史真相。

本书第三章讨论的河北，正是安、史叛乱的发源地，也是唐朝始终难以控制的割据区域。安禄山叛军自反叛起，一路高歌猛进，但显然后劲不足，安禄山后被其子安庆绪所弑，史思明又取代安庆绪，史思明在任上，仿照唐朝制度树立权威，一度将稳固叛军集团作为主要目标。然而，蓟门之乱后，成分复杂、缺乏向心力的叛军再次分裂，演变为后来的“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各具特点，始终游离于中央控制，延续至唐末再次分裂。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故事背景正是此处的魏博一镇。

不难发现，河北叛军虽战斗力强劲，但并不团结，究其原因，便与叛军组成有很大关联。安禄山军团有三类部队，其一是幽州、营州等羁縻州内的蕃族兵将，俗称之“胡人”，乃是叛军核心；其二是幽、蓟、营、平等边州军镇，他们是叛军的基础；其三是恒、定、易、瀛等次边州的“团结兵”，这部分军队以步兵为主，难以抵御北方精锐骑兵，但也只是碍于威胁投靠叛军，因此，燕南团结兵亦有勤王之举。像著名的颜杲卿、颜真卿兄弟，正是在燕南地区开展平叛战斗。

这样松散的叛军组织，失却安禄山的强力控制，极易分崩离析，所以史思明花费半年时间稳定后方，巩固根本，以致放弃乘胜南攻唐廷。可拥兵自重的各州将领，终究难以凝聚，相互倾轧之后，加之唐廷剿灭，河朔藩镇诞生，安史之乱结束。

河朔三镇继承了安史军团的战斗力，足使其佣兵自重，割据一方；亦继承其内部矛盾，不团结因素甚多。就成德、幽州而言，德宗抓住其将领众多、各自为政的情况，进行了软性削弱；以魏博来看，因自保而建立的“牙军”，虽然善战，但兼具地盘性和嗜利性，后期时有“骄兵”现象，亦难控制。这也是典型的两种藩镇模式——安史旧部型和新兴地域型。

以往人们惯有的看法是，碍于军力所限，唐廷默认河北藩镇的割据，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但本书仔细考察代宗、德宗、宪宗、文宗的政策，发现了由“姑息”到“强硬”的态度转变。相对于更核心的河南、关中及财政来源江淮地区，唐廷发现河朔“意在自保，势无他图”，于是以维持统治的名义，放弃河朔的实际控制权，形成“河朔旧事”的传统，也借此抵御北方异族的入侵。

所以，唐朝中后期无意经营河朔，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考量，不全是中央权力萎缩的表现，通过转化、谈判、分封等手段，所谓“危机”也在中央与河北藩镇的反复拉锯消磨中，形成“重构”的新模式，成为帝国管辖河北的策略。由此，我们很难说安史之乱只是一场破坏空前、无法挽回的灾祸，毋宁说它是藩镇制度发展的一个节点，以激烈的方式重构了边疆格局。

除地方藩镇军将与中央控制的矛盾外，唐帝国此时还交织着玄宗、肃宗分权的斗争，以及之后吐蕃等异族入侵的问题，前者涉及到关中四镇的部署，以及“永王东巡”事件与江淮的走势；后者则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和河北的政策。本书作者认为，“永王东巡”之所以变成了“永王之乱”，实为玄宗、肃宗矛盾公开化所致。“诗仙”李白等人之所以会追随永王，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由朝廷派遣的永王，不仅不是反叛集团，而反倒是平叛逆贼的有生力量。

总之，唐中后期的河南、关中、河北、江淮，还牵涉更多复杂而精彩的故事。作为普适读物，本书结构鲜明，抽丝剥茧，行文流畅，虽篇帙浩繁，然而不觉其杂乱，其中诸多论据，也可以略读方式进行，从而更好理解本书核心逻辑；作为学术研究，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也以广泛熟知的线索，全景式再现唐中后期历史，对藩镇完成了独到而扎实的研究。在我看来，本书最宝贵之处，在于能够站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材料的搜集推理，形势的理解思考，进一步拓展甚至颠覆前人观点。

（原标题：安史之乱真的使唐帝国崩溃？）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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