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蝗虫，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出现，给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而在中国，蝗灾在各朝史册上也比比皆是，影响并见证着一个个王朝的兴亡更替。这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唐朝。

田栋

齐白石 《竹笋蝗虫》

姚崇治虫

微虫相伴 兴亡过眼

据统计，有唐一代两百八十九年，大约每七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蝗灾。面对蝗灾，不同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所反映出的治国理念更有着不小的差别。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畿旱，蝗食稼”（《旧唐书·五行志》），甚至皇宫内苑也受到了蝗害侵袭。太宗前往视察，随手便抓起几只。他先是咒骂蝗虫毁坏庄稼就是伤害百姓，然后又郑重发愿：“你们如果真能通灵，就吃我一个人，不要伤害我的百姓！”说着不顾诸臣劝阻，把蝗虫一股脑放在嘴里吞下去。

说来也怪，这年蝗灾随后就稀里糊涂地消失了。然而蝗灾并没有偃旗息鼓，从太宗到高宗，经过武则天直到玄宗朝，大规模蝗灾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王朝君臣也不敢寄望于蝗虫真的能“通灵”，只能调动国家力量，全力扑灭蝗害。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玄宗初年名臣姚崇的灭蝗事迹。

姚崇

姚崇原名姚元崇，陕州硖石人。由于精明干练、下笔成章，年轻时便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剪除异己巩固权力后，姚崇又帮助她运用怀柔手段稳定了统治，为武周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向李唐王朝的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唐玄宗即位后意欲重振李唐江山，因此对这位自己祖母倚重过的大臣也颇为属意。在答应了姚崇“政先仁恕”“不倖边功”等十条建议之后（《新唐书·姚崇传》），唐玄宗任命姚崇担任宰相，总揽国家军政事务。

然而，就在唐玄宗和姚崇君臣际遇，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开元四年，一场规模远超贞观初年的特大蝗灾肆虐大唐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民众惊骇之余，认为这是天降灾祸，不仅不敢捕杀，反而为蝗神设祭跪拜。见此情景，姚崇上奏，强烈要求全力灭蝗。不仅有主张，姚崇还查阅典籍，给出了具体办法：夜间燃起篝火，在旁边挖掘大坑，蝗虫趋光而投火，可一边焚烧一边就地掩埋。唐玄宗当机立断，派出捕蝗使分赴各地，督导灭蝗。

但是灭蝗并不容易。除了民众的愚昧，主要障碍来自朝廷内部的思想纷争。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纷纷上书反对灭蝗，认为天灾非人力可制，“除天灾当以德”。这其中，以汴州刺史倪若水和黄门监卢怀慎为代表。面对重重阻力，姚崇痛斥反对者是“庸儒泥文不知变”，历数历朝治蝗成败教训，质问反对者“若（对蝗灾）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在姚崇的坚持下，灭蝗政策终于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仅倪若水治理的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担，“蝗害讫息”。

蝗灾的剿除为唐玄宗的施政奠定了基础。此役之后，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名臣宰相，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面对战争摧残后千疮百孔的国家，诗人杜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之说便逐渐深入人心。唐代自然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灾害的发生，乃是因为王道不行因而上天降下惩罚，即狄仁杰所说“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旧唐书·狄仁杰传》）人们也会将灾害、灾异与帝王失德联系起来。如果执迷不悟，帝王也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因此发生灾难，皇帝往往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名义下诏罪己。

在唐王朝建立前后，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在前，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谋朝篡权在后，在道德和执政合法性上自然有着无法洗净的污点。因此，李世民尤其需要将自己“包装”成为一名贤君圣主。

在蝗灾到来、天象示警的情况下，唐太宗要在臣民面前树起自己仁君的形象，因而上演了一出吞蝗救民的“政治秀”，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抛开表演和做作的成分，这的确体现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所倡导的民本思想，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适时结束的蝗灾也不经意间成了李世民表演的最佳注脚。

纵观唐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除了晚年征高丽挫折连连，颇受非议外，在道德和勤政上并没有大的过失。凭着早年间建立的盖世功勋以及刻意营造的道德光环，还有太宗麾下经过血与火锤炼出来的文武集团，唐太宗君臣才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景。

经过高宗直到武则天时代，随着隋唐两代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唐王朝（包括短暂的武周王朝）的运转逐渐步入正轨。武则天统治后期，由拥护李唐的势力发动“神龙政变”，武周王朝的权柄再次回到李唐手中。武则天为巩固女主当政而采取的包括酷吏政治、大兴冤狱等在内的一系列过激手段也被彻底废除，唐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得到了空前巩固。

唐王朝恢复后，李隆基又以雷霆手段接连除掉了意图效法武则天篡位称帝的韦皇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两大集团，“中兴之主”的地位实至名归，对道德光环的渴求自然远没有太宗皇帝那样强烈。也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对兄弟的关爱超过了以往太宗、高宗，还专门修建了“花萼相辉之楼”用来与兄弟时时相聚，畅叙亲情，终其一生也没有发动过前代杀兄屠弟、手足相残的非常事件。凭着武周时期建立起的精干臣僚队伍，玄宗朝初期顶住了来自朝野上下“除天灾者当以德”的舆论压力，支持宰相姚崇以强力手段灭蝗并取得了成功。

晚唐蝗灾

弥天大谎 盛世覆灭

繁华谢幕、国事日非，而唐王朝与蝗灾纠缠的历史却并没有结束。一百多年后的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大唐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中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地方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唐僖宗则成天热衷游猎，不理政事，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起义民众也渐成燎原之势。这年七月，一场蝗灾又一次降临在大唐的土地上。漫天飞舞的蝗群自东向西席卷而来，目标直指京城。史载：“（蝗灾）蔽日，所过赤地”（《资治通鉴·唐纪六八》）。

当此危急关头，负责京畿治理重则的京兆尹杨知至却奏报称：“蝗虫飞入京畿，不吃庄稼，全部抱着荆棘饿死了。”（《资治通鉴·唐纪六八》）如此弥天大谎，杨大人撒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天子盛德，感天动地！以宰相为首的群臣也是竞相朝贺。唐僖宗被吹拍得晕晕乎乎，自然不愿意去鉴别真伪，转过身就去从事他最热衷的马球运动了。

自此灾荒四起，流民遍地。“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起义领袖黄巢几经转战，入河南，破潼关，最终把唐僖宗赶出了都城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也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安史之乱后，河北河南，乃至两淮等重地皆已成为藩镇割据的国中之国，赋税自输、军队自领、威福自行，在藩镇的骄兵悍将们眼中，朝廷权威早已荡然无存；而中央政局也是一片糜烂，自宪宗开始，李德裕、牛僧孺为代表的两派朝臣就开始相互攻讦，党争内耗。而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在朝臣之外又崇信宦官，甚至将中央禁军的统辖权交给宦官，结果宦官权柄日重，逐渐将皇帝和朝臣玩弄于股掌。唐穆宗以后，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是由统领神策军的宦官拥立，敬宗、文宗、武宗甚至都被宦官杀害，以皇帝为代表的唐王朝统治合法性自此沦入谷底。

唐章怀太子墓《打马球图》中的参赛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唐帝王们对“天人感应”的合法性追求才格外强烈。唐僖宗的父亲唐懿宗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唐懿宗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用人无方，但并不妨碍他崇信佛教，“数幸诸寺，施与无度”（《资治通鉴·唐纪六六》）。咸通十四年三月，唐懿宗执意在法门寺奉迎佛骨。并“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极尽奢华。就在唐懿宗亲自“降楼膜拜，流涕沾臆”以表虔诚时，他并不知道，此后不久，他和几十年前一意孤行要奉迎佛骨的唐宪宗一样，就要与世长辞了。

无疑，唐懿宗正是想通过对佛教的崇信来换取佛祖和上天的垂怜，为行将就木的李唐王朝再注入一丝真气。然而事与愿违，王朝倾颓的命运并没有改变。懿宗统治末年，驻守桂林的戍兵们因不满镇将刻薄、归日无期，推举军官庞勋为首领愤然举兵，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屋漏偏逢连夜雨，兵火荼毒的江淮大地此时旱灾大起，蝗灾相继（《旧唐书·懿宗本纪》），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唐僖宗即位后，在权宦田令孜把持下彻底成为傀儡，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中迎来了“不吃庄稼，饥饿而死”的蝗虫，迎来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大军，也迎来了唐王朝近三百年统治的末日。

一只小小的蝗虫，就这样成为煌煌大唐的伴随者和见证者，浓缩了一代盛世从奋起、承平再到沉沦的命运。

（原标题：小小蝗虫见证唐朝兴衰）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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