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俄罗斯] 安德烈·P·齐甘科夫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阐释俄罗斯问题，学术界向来有“实务派”和“理论派”两种路径。前者能清晰地叙述当前存在的问题，却往往无法从更深邃的视角上解读相关问题。后者往往高屋建瓴，有宏大叙事的关照，却容易“不及物”，让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准确的解释。俄罗斯政治学者齐甘科夫所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一书，便寻找到了二者间的平衡点，从“国际关系中的荣誉”的角度，来串联俄罗斯的历史变迁，并嵌入合适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给予自洽的阐释和论述。

“荣誉”与大国命运

对普通人来说，有关“荣誉”的意识或许和信心、尊严有关，但从国家层面上看，“荣誉”是超越个体感受的，往往体现为身份意识、国族情感乃至历史延续的问题。众所周知，俄国历史文化丰饶，却在发展史上历尽苦难。有过这样经历的国家和民族，对“荣誉”更加敏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早就指出，俄国人有浓郁的“弥赛亚情结”。这自然和东正教的传统有关，但也和宗教文化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融合”有关——植根于现实苦难土地上的俄国人，尤其是背负着巨大责任感的俄国知识分子们，有一种本能的救世主义情怀。

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庸常的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并非主流观念，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种情绪影响了俄罗斯数百年，即使在苏联时期，在去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时期，世俗化的“弥赛亚情结”依然在影响着他们，也困扰着他们，并投射到现实政治的抉择上。

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关系的斗争和国家发展中，不断践行精神上的救世主义。跨越15世纪和16世纪的思想家菲洛费依·普斯科夫斯基，曾经提出“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这时正值文化新旧秩序的更迭中，尽管此学说在当时只限于宗教范畴的论述，但随着此后国家领土和影响力的逐渐壮大，它逐渐成为国家雄心的有效理论支撑。而且，新的历史业绩也佐证了这个学说的“正确性”，后来的俄罗斯经过数代帝王的耕耘，从当年被蒙古铁骑侵占的小国，逐步变成疆域辽阔、横跨两大洲的庞大帝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中的自信力也由此确立。

如果俄罗斯的国家“荣誉”里只有救世情怀，就很难将构建未来前景的雄心落到实处。按照齐甘科夫的定义，俄罗斯的“荣誉”意识还包括“跨族裔性”和“公正国家”的思想。

所谓“跨族裔性”，指的是俄罗斯人能把各种看起来并不能相融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以及其价值观念）统一起来，比如东正教和帝国思想的交融，以及俄罗斯人和非俄罗人的统一。当然，这种融合很大程度上更像“糅合”，这也造成其内部矛盾始终存在，以至于苏联解体后，曾经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而试图重新“糅合”的行为都被看成不现实的念头。这些现实问题或许也有许多政策上的考量，但其背后的文化传统的确存在。这也导致俄罗斯在“跨族裔性”上曾经有过值得骄傲的成果，然而一旦遭遇历史滑坡，也有可能瞬间崩解，而国家的“荣誉”也会因此折损，从而酿成巨大的历史悲情感。

至于“公正国家”的观念，顾名思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可以保障社会产品公平分配的国家”。就像在曾经漫长的岁月里，世人多知沙皇专制的残酷，却往往忽略了“沙皇—贵族—官僚—基层”这个体系的高效运转能力。因为基层的村社经济的存在，社会上层需要保护基层体制的合理运行，用《俄罗斯与西方》书里的话说，就是贵族要“保护子民免遭地主、总督和各级官吏的恣意欺压”。而且，这种“公正国家”理念不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比如，在20世纪的革命热浪中，苏俄和苏联对世界历史走向的改易，已被世人熟知，其利弊得失自有历史的评说，但没人会否认它追寻更多发展方向的历史冲动和野心。这些都构成了俄罗斯的国家尊严感和稳定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大国的“荣誉”意识。

现实主义的观照

正是因为很多国际问题观察者看到了俄罗斯在历史上为“荣誉”而作出的诸多决策，现在人们大多习惯于用“定式思维”来解读俄罗斯问题——这是个喜欢突破秩序的国家。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问题没这么简单。这种逻辑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像，尽管它在学术界拥趸众多，但现实主义的路径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存在着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正如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所言，“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不论是什么，但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权力和国家安全看成问题的重中之重，而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将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威慑当成解决国际问题的关键。持这种理念的人，或许会认为俄罗斯的历史叙事等同于“扩张之路”。

许多具体问题无法通过这般宏观的理论来精确解释。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严重消耗了国力，从结果上似乎得不偿失，但从苏联自身利益考虑，与其说是为了扩张其势力，不如说是一种利益自保。阿富汗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苏联一旦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将挫伤其对国际秩序的掌控力。换言之，这更像是一种防御性的现实主义策略，谋求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控制力的稳定，是俄罗斯面对国际局势的思路原点。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需要考虑到安全、权力要素之外的文化因素，这就包括上述的“荣誉”意识。不论俄罗斯的领袖人物内心真实想法如何，他们都需要在国民面前树立强人形象，这背后也和俄罗斯人长期以来的观念有关。俄罗斯在国际上“大秀肌肉”，未必真的等于要强力扩张，而是迎合世人的心理期待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必然。

进一步说，试图以某种范式来归纳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会因此落入理论局限的藩篱。但在考虑到权力和文化意识等多方面因素后，作出适度的模型分析，也并非没有意义。齐甘科夫从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的国家荣誉愿景的几种表现方式。

一方面，它受西方承认与否影响，而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影响着其国内民众的信心。当西方对其认同度高时，俄罗斯就会展现合作型的外交政策；当西方认同度低、国内信心却高涨的时候，就会呈现出强硬型的外交政策；当然，在国内信心和西方认同度都很低的时候，俄罗斯也只能采用防御型的外交政策，只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相对少见。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的外交策略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随时调整，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也是俄罗斯意识形态中变化性和矛盾性的呈现。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