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悦俊

《神堂记忆》 景军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及至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来到甘肃省大川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这种因得到曲阜孔氏认同而声望倍增的荣光，依然没有丝毫褪色。

在景军的描述中，大川位于兰州附近，是一个孔姓人家聚居的村庄，村里也有不多的外姓人。大川孔氏将自己的来源直接追溯到孔子，并在村里建了一座规模不算小的孔庙。在1949年以前，这座孔庙是大川村及附近22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的祖先崇拜中心。

后来，这座孔庙被摧毁了。

戴眼镜、背破书包的景军来到大川时，大川孔氏正准备修复孔庙，并编纂一部祭孔的仪式书。那正是改革开放后，大川人的脸面刚刚变得油光的时候。

这种传统文化制度的复苏，并不早于中国社会的平均值太多。据有关专家介绍，当下兴盛的“修谱热”就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不少家族不惜重金，耗时十几二十年修谱，而且绝大多数并非名门望族，不过是平民百姓。据说，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阅览室近年获捐的新家谱连年走高，每个月都能收录20到30种。

奇怪得很，中国人似乎总是一方面越来越现代，一方面越来越传统。细想之下，也不奇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本就是终极哲学命题，而一部族谱至少回答了其中两个。

在对大川孔氏修复孔庙的观察中，景军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1905年所修的族谱，还是1991年编纂的仪式书，都对不利于祖先名声一些史实进行删除、回避或改动，制造出一个神话，说当年来到西北的大川孔氏的始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

此外，1991年完成的仪式书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构建了一个仪式参与者似懂非懂的指导蓝本，从而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奥和神圣的语言，与世俗世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

这就是记忆的建构。

社会记忆有集体记忆、官方记忆、民间记忆三种研究取向。民间记忆则受限于个体生活经历的局限，而呈现出“盲人摸象”的状态。而集体记忆本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在往事的提取和复刻过程中，产生后辈为先人避讳、先人被后辈神化的现象就再正常不过了，毕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谁是我最亲近的人”等一系列问题的中心，都是“我”。或许，在修谱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基因传承、血脉相连的感觉。

当然，修谱这看似很传统的行为，也正在融入现代性的因素。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家族修家谱不再“重男禁女”。2018年春节期间，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甘丽华就其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这种变化：“在这次修族谱中，女儿第一次被允许独立‘上族谱’：以前的老谱里，女儿只会出现在其父亲的名下，新修的谱里，女儿也有独立的一栏，既介绍其‘来处’——如其祖其父，也会说明其‘去向’——嫁至何地何人。”这种新的时代特色，可能使家谱族谱成为血脉相连的更完整的记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