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昨夜星辰》，它正是首播于1988年底。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寇世勋这个名字，看着电视上的他，我没什么印象。但直到我搜索了昨夜星辰的剧照，发现了这个小伙子，猛然间明白，原来这就是他，当年他这么年轻！

寇世勋、张晨光等一班明星，从此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好美，好美的探戈乐曲。我们的青春啊。

《一剪梅》也是这一年播出的，相比之前，这一年的文艺节目着实可谓精彩，陈佩斯的两部大作《二子开店》、《傻冒经理》以及张艺谋大作《红高粱》都是这一年上映的。

二子开店，是陈佩斯有头发的最后一部作品，因为在下一部傻冒经理一开头，他就被老爷子剃了秃瓢。顺便说，二子开店是在香山脚下拍的，其中还有大量京城街头的镜头，现在看相当有感。

红高粱不用多说，太经典，成就了太多神级电影人。

年底北京孩子最福气，北京台的《七色光》开播了。可惜我没找到片头视频，就是那个捡海星的孩子的那个版本的。

除了寇世勋、张晨光，还有一班明星都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姜文、巩俐等等。然而社会上“追星”的概念并没有成熟，年底的时候，王府井新华书店曾经举办过一次歌星签售，其中包括作曲家谷建芬、歌星蔡国庆等，因为现场秩序混乱草草结束，令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不满。

明星的地位很微妙。市场经济在召唤所有人走向开放，然而文艺体制成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枷锁。苏红在接受采访时候，特地聊到了“走穴”这个问题，她说她是反对这样做的。

苏红，以春晚上一曲《小小的我》名扬华夏。

然而说到这一年的“文艺”，最该说的却是：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1988年并非只有经济利益带来的伪劣商品的冷漠。韦唯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来了。在春晚上，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姑娘，得到了全国观众同情的眼泪。不仅是爱的奉献，可以说，“慈善”随着社会发展以及这个故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首歌里，文艺与社会事件完美地结合。

绝症小姑娘龚义霞是安徽人，1983年15岁，来到北京当保姆，后来到了棋圣聂卫平家工作，照顾聂圣老母亲。1987年底，她罹患脊椎巨骨瘤，巨额医疗费成为她活下去最大的障碍。好在聂圣的家人承担了她的治疗费用，而关心像她一样的劳动者的精神，因春晚一曲《爱的奉献》而传扬开来。

在网上查了查，这个姑娘1999年还曾接受采访，已经婚育，后来便没有消息。有新闻说，聂圣还曾经找她，似乎无果。这已是后话。

先说文艺，是因为那些经典容易被大家记住。接着说社会生活方面。

这一年是北京国际旅游年，来了700万外国游客。天安门城楼也在这一年的元旦对游客开放了，咱都可以站在上面挥挥手喊句“人民万岁”了。

电视剧、晚会都很精彩，那么多歌曲流行起来，咱们怎么听？录音机呗。这一年燕舞来了，“一曲歌来一片情”。录音机，或者叫收录机，是那个时代最主流的娱乐产品。

其实前些年人们已经见惯了小青年提着录音机在街上晃悠，于是这一年的青年们，有了另一种街头表演——霹雳舞。

第80中学的学生刘新容给晚报写了封信，他认为，锻炼身体、开阔眼界，没什么不好。而北京的蔡永生获得全国霹雳舞迪斯科大赛一等奖。

这个歌片真是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当时觉得洋气到家了。

咱北京人好热闹，街头围观的那种场面可想而知。还有一处街头也热闹起来，便是露天台球案子。绅士运动本来并没有选择了入乡随俗，之前几年北京已有多处台球厅，但它还是要服从于国情嘛。

还有一种活动很热闹——2月，第一期社会福利彩票有奖募捐开奖；4月，北京发行了双开式有奖募捐券。

我查过记录，之前的北京似乎只有一部分商家搞过有奖促销，从没有这么“低投入、高产出”的彩票活动。

中奖了固然高兴，和平里饮食基层店新光餐厅厨师赵熙建、西城金城新型建筑材料装饰公司李少培带着儿子李鹏月高高兴兴领了奖；如果没有中奖嘛，春晚上咱刚学了个新词儿：慈善了。

于是人们面对乞讨的态度也变得有点儿意思：王府井街头上，有个人带着脸上长瘤子的孩子乞讨，说是来北京治病但钱丢了。一个多小时，收到了745元。有外国人一下给50块钱，很多人都慷慨解囊。旁边有警察，但是警察不仅帮忙维持秩序，还给联系了民政部门。

改革开放来到十周年，市场的初步繁荣给人们带来了更多舒适。真正意义上的鲜花，开始出现在西单夜市上，那是“北京市环境优美公司”摆的摊，1500枝月季花很快被抢购，顺便说，6毛一枝。

北京晚报上的图片新闻。

孔府家酒、干吃面也都在这一年到来了。爱美的女士迎来了丽源日化生产的发胶、旁氏的化妆品，年轻人迎来了旅游鞋的流行，孩子们的经典零食——喜乐、太阳锅巴也都来了。

孔府，广告营销经典案例。将来有机会再说它。

干吃面。又过了几年，统一推出一种绿色正方形的干脆面，再后来发展成小浣熊，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喜乐就更不用多说了，但现在看来，它可能是模仿的养乐多之类的国外老产品。此后国内出现一股类似儿童饮料的风潮。

春节的水果市场上出现了西瓜，这一年夏天，第一届大兴西瓜节开办，延续至今。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能不胖吗？肥胖儿童这个问题开始显现。

唯一例外的，就是这一年年初，猪肉限量供应。如果是现在，市场调节就行了，当时计划经济的尾巴还挺长，于是国家还是采取了调控措施。

也正是因为副食品丰富，昌平的一家化工厂开始生产山梨酸钾，至今它都是常用的防腐剂。不必担心，正确使用谈不上什么害处。

生活也方便了很多。安德里居委会推出了“按小时收费的上门保姆”，就是现代意义的小时工啦；一部分大商场开始推出刷银行卡服务，尽管当时普及程度还很低；东城区房管局把一些高层楼的电梯进行了改造，提供了“自动”这一功能，只是我们更习惯有电梯工看守；北京第二制锁厂生产了楼道灯延时开关，又省电又方便；政府已经计划在街头设立一批磁卡电话；变速自行车出现在街头——并不是山地车，而是那种窄轮弯把的。

1988年北京晚报上变速车的广告。

曾经是生活中“大件”的自行车，已有部分被遗弃，比如说北京站地铁口，就出现了一“堆”废旧自行车。

写字也方便啦。之前咱用钢笔、圆珠笔，这一年有了“结合品”——签字笔。日本著名品牌zebra也就是斑马牌产品来啦。话说我小时候，记得那种灰色杆、两端黑色的签字笔——那个外形后来很快被山寨。长大之后学了英语，才知道笔夹上刻的zebra的含义。

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建立起来，不过“浙江村”这个词儿还没普及；已有厂家开始生产消毒湿纸巾；小天才游戏机、任天堂游戏机先后到来；一些热闹的地方重现擦皮鞋的小摊，您不必认为这是剥削，因为市场的繁荣正是自由选择的幸福。

红白机。

本来大学生毕业，要靠“分配”走上岗位，然而就是从这一年起，北京办了第一次大学生与需求人才单位的见面会。也就是说，在找工作上，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的转化开始了。不过彻底实现自由选择还是几年后的事情。

前门街头的大碗茶发展成了老舍茶馆，北京街头的饭馆多起来，再也不用排队等位。不过嘛，当时去饭馆，很多人是不点菜的，因为正在流行“包桌菜”，有的饭馆质优价廉，也有的饭馆故意不让你看菜单，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才真是“霸王条款”。

泰丰楼做的最好，您来吃饭，先给您上茶。要搁过去，您还没给钱呢，凭什么给您上茶？

前门饭店“对内开放”了，因为之前是涉外的重要单位，此时特地说明，欢迎市民参观。说到这前门饭店还有一件事儿得提，它的餐厅里面，有“龙八啤酒厂”的服务员挂牌服务。呵呵，后来那些年，啤酒促销员很常见啦。

前门饭店，位于虎坊桥。

北京晚报开设了“台胞寻亲”栏目，与红十字会合作为台湾寄来的瞎信寻找主人；紫竹院的英语角三年了，时常会有近千人在这里活动练习英语。

然而，学校里的英语教师却少了，因为大家奔赴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对外交流、开放是好事儿，但是别太过分，比如说吧，银锭桥畔一家老字号烤肉——我不说您也知道是谁——卫生间居然只供外宾使用，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年底，南河沿华龙街的海威大酒家，增设了卡拉ok茶座。咱不敢说它是北京第一家卡拉ok，但至少在1987年底，北京晚报上还解释“卡拉奥凯”是个什么意思呢。足见是在1988年，卡拉ok这个概念才成型。

1988年春晚上，毛阿敏演唱了《思念》。

“家用电脑”的“概念”也出现了。那是在1988年5月，海淀区的大大电脑科技公司举办了一场家用电脑展示会，公司经理萧兴权，用“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和家庭教师”来做了解释。

那些年各个行业都在用电脑，比较过分的嘛，有医院宣传电脑治病。电脑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标准化，比如北太平庄派出所，成为了本市第一个使用电子打字机进行户籍管理的单位，它这儿发的身份证，上面的字就是打上去的，而不是手写的了。

咱别净说这一年的高兴事儿。也得说说不高兴的。

首先，涨价。咱都不是经济学家，但涨价给社会带来的东西，着实不是一个“坏”或者“好”能概括的。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手段，也派了专人监督；与此同时，社会上流传着诸如“粮食涨价”之类的传言。

1988年日坛公园里面的碰碰船。来自北京晚报。

工商银行随即推出了“保值储蓄”，才暂时扭转了势头空前的存款大滑坡。这种措施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物价涨幅明显时期使用，意思就是，银行除了给您利息，还给您通货膨胀的补贴。

“电话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鼻祖”出现了。有人拿着挂失支票去商店，然后说没带工作证，提供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打过去，简单核实就出货了。其实呢，那个号码是公用电话的。

裁缝日子有点儿不好过，以往人们来做衣服，款式无非都是那些，但现而今，人们开始要求把衣服做得“时尚”一些。

司机日子也不好过，之前司机算是一门手艺，但此时驾校多起来，劳务市场里的司机已经过量。

说到劳务市场，就得说到月坛，直到2000年之后那里还曾聚集着很多找工作的人，而月坛劳务市场正是开办于1988年。此外，这一年月坛还开办了集邮市场。如今这两个市场都不在啦。

月坛邮市。

现在说起来，甚至包括文化宫书市之类的活动，它都有一个负面意义——占用文物。文物的价值理应高于经济价值。于是这一年，故宫开始准备采取限流措施。

分房不公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活水平上去了，居住条件上不去怎么行？北京的第一个商业化住宅小区——翠微小区建成，首家群众集资合作建房的组织也成立了。

伪劣商品靠虚假广告骗人，家具质量问题最常见，漏电保护器合格率更低。但也有商家懂得重视信誉，九龙山副食品商场，给钱让顾客提出意见建议的。

除了前面说到的零食、游戏机，各大公园游乐场、游乐器械多了起来，年底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玩具娱乐品商场也筹备就绪，孩子们有地方玩了。但别高兴太早，中小学乱收费也成了问题。

1988年10月，晚报刊登了三张三环路的照片。我做成了与现在的对比图。这张是劲松桥向北，当年还没有高架桥。

紫竹桥，视角向西南。

还是紫竹桥，视角向北偏西。

这一年的法制话题，得说两个案子，其一是咱北京第一起“侵犯姓名权”案结案，导演凌子风起诉中国社会福利科教文中心电视部下属一个电视剧摄制组，以其名义拉赞助。

其二，又热闹了。京石公路——当时还不叫京石高速——发生了一起绑架案，嘿，您猜猜谁把谁绑了？是保定地区公路局局长周志远，一家人走京石，到收费站应该给4块钱过路费，人家局长认为身份特殊，所以不该给，把坚持要求收费的女收费员冯瑞莲，架到了自己的车上，谩骂一番，最后把冯放在了收费站两公里外的地方。

这还了得？几天后北京的管理部门传唤这位局长，但人家就敢不来。这个案子至今可以在网上搜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看。

接着，嗯嗯，最后说到喜闻乐见的话题。开放不光是在经济上、交流上啦，还有……性。性病，曾经被消灭的传染病，再次出现了，医学者呼吁人们不要太那啥；怀孕试纸这一年也出现了，你懂的；公关行业热起来，协会办咨询来了上万人，电线杆上有招聘公关小广告；12月1日的艾滋病日，已有一些宣传活动。

哎呀，虽然上述事情都发生在这一年，但在那时都不存在必然联系。现在咱能给它联系到一起，可见，更开放啦。

1988年健美杂志封面。

说到这个顺便说句比基尼，民族文化宫里举办了一场拍卖会，其中包括3000套日本产比基尼泳装，起价10一套，成交10块零5毛。看来是没什么人打算穿。

不过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拍卖活动，之前只是海淀区拍卖过一些国营小企业。

开放有时候也是无奈的选择，比如说，北京的精子库建立了，报道时已有5个妇女前来。这是医疗科技的进步。

说起医疗，这一年上海流行了肝炎，北京这边各种消毒；春天北京流行了红眼病，我还记得当时幼儿园就有几个小朋友得病在家休息了。不过医疗进步也是明显的，比如120急救电话，便是在这一年开通的。无烟日那天，社会上号召所有单位不卖香烟。

精彩的1988，已成往事。那一年我5岁，北京晚报整30岁。

谢谢观看。

本文大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所涉及内容全部为1988年北京晚报所刊载，且所有内容均有报道可查。

向前辈记者老师致敬。

来源：猫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