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大博士生被电话诈骗10万:误信贷款不用还,评论区却吵翻了
博士生被诈骗10万余元一事,引发网友关注。被骗学生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学校正和学生沟通,安抚其情绪,“毕竟(这个学生)是被骗者”。同时,学校也在配合警方调查。
该工作人员还称,学校除了组织日常的网络安全、防诈骗等培训,也会给学生发放一些宣传手册,日常还会有宣传橱窗,并通过班级群发放防诈骗知识。
对于博士生被诈骗,网友们议论纷纷:“高学历的人怎么会被骗?书白读了?”也有网友表示,高学历与受骗没有关系。博士生也是人,不要被骗者有罪,希望警方尽快破案。
“我们学校来说,更多是想保护学生的隐私,照顾他的情绪,”上述宣传部工作人员称,更少人知道其专业及其他信息,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保护。
至于该校是否还有其他学生收到类似诈骗电话,该工作人员称暂不清楚。
网传盖有“武汉市公安局东新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铁箕山派出所”红章的“警情通报”显示,3月8日,该辖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一博士生,中午在食堂接到自称是银监会的工作人员电话,以此学生在网上有贷款记录需要取消,否则影响个人信用为由,按照来电要求添加了对方的QQ,在QQ上对方出示了所谓的相关工作证件,按对方要求办理了京东白条、支付宝借呗贷款业务(对方声称此贷款业务不用偿还),此学生信以为真,于当日13时至15时之间将贷款金额共计10万余元分多次转入对方提供的账户,转款之后对方说微信微粒贷也存在异常,需要再按要求办理业务并转款,报警人意识被骗,随即报警。
“警情通报”显示,民警提醒各位师生:在网络上与陌生人聊天凡谈及金钱要求转账,或接到陌生电话无论什么理由要求转账的(任何陌生电话),或网上找兼职刷信誉,一律是诈骗。
据@北京时间此前消息,当地警方回应称,前述网传警情通报属实,目前尚未抓获嫌疑人。
网友评论
针对此事件,有网友关注点在“高学历上”
也有网友表示,博士生也是人,不应被“冷嘲热讽”:
延伸阅读
起底电信诈骗:“零门槛”入行 “傻瓜式”作案
目前,我国各地传统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但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屡禁不绝、屡骗屡成、屡骗屡新,危害巨大。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已经实现全链条“产业化”,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服务。这些商家并不直接参与犯罪,但为网络犯罪提供难以估量的帮助,导致网络犯罪门槛、成本极低,犯罪分子只需“购买服务”,就可以“傻瓜式”操作。
调研还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团伙所需的服务器搭建、假身份信息、受害者信息、洗钱甚至诈骗“剧本”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专业团队渗透到犯罪活动的每个细微环节。
公安部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嫌疑人14.5万名;累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21万个,拦截处置诈骗电话5100万余次、诈骗短信6.3亿余条,成功止付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亿元。
电信诈骗全链条“产业化”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马天伟、赵忠义等介绍,目前有专门的软件公司和技术人员为网络犯罪所需的网站、平台、APP等提供搭建等技术支持工作,价格并不高。“诈骗分子”直接购买、使用即可。
手法一:专业“软件商”提供“搭建平台”等技术服务
湖南省娄底市的文某强,在2019年6月纠集了16名文化水平不高的“90后”组成一个“杀猪盘”电信诈骗团伙,这个团伙成员以亲戚、朋友为纽带,聚在一起。他们无任何特长,文化程度也不高,通过购买各犯罪各环节的“服务”后,迅速实现了犯罪获利。在今年5月底至7月的两个月时间内诈骗“三盘”,获利200多万元,而其全部投入不过三五万元。
“文某强案”中,“老板”文某强安排“操盘手”通过境外加密聊天工具联系到软件公司,以每个5000元的价格开发出“广州新彩”等3个APP。
随后,诈骗团伙“操盘手”接管APP并进行后台操作,如修改资金额,封盘(关闭)等。“做这种东西技术难度不大,里面的许多功能都是假的。三个APP内部功能也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换了个‘马甲’。”马天伟说。
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破获的一起团伙藏身迪拜进行“比特币投资”诈骗的案件中,涉案投资平台网站和APP制作方为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该公司除了给这个犯罪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外,还向不特定群体出售服务。而深圳一家云计算公司则向该诈骗团伙提供云加速、云防护等科技服务。
手法二:“作案工具”买卖有“成熟市场”
文某强组建团伙后,从其他团伙购买了数十部安装有微信、流量卡的手机。民警介绍,微信对新开账户的管控力度逐渐加大,新注册的微信号发布敏感信息等容易被封号,于是专门的“养号”团伙就针对性地出现了,即提供活跃了一段时间的老微信号供诈骗团伙使用。
“时间特别短,直接拿来就用,手机里面有数据流量卡,有登录好的、已经设置好的微信号,傻瓜式操作。手机一般都是智能手机,一般都是国产品牌,五六百块钱一个。”马天伟说。
警方介绍,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专门的成熟“手机市场”,专卖这种手机,以及电话卡、流量卡等。
手法三:甚至有专门培育“诈骗对象”的“菜商”
准备工作完成后,文某强团伙开始蓄谋作案。警方介绍,诈骗团伙作案时间很短,如文某强团伙的许多人都是“老手”,并不需要长时间培训。少数人简单培训一下就可以“上岗”。
“刚开始文某强团伙会在QQ贴吧、股票投资群物色想要投资的人,单对单跟他们进行沟通,说掌握一个平台,收益率好,然后把他拉进预先设置好的微信群里,逐步开始‘养’。”专案民警说。
将前期寻找到的“潜在”受害者拉入微信群之后,2020年5月底至7月间,文某强团伙开始在湖南株洲、江西等异地,短期租赁房屋,准备“杀盘”。这期间,犯罪分子聚集在一起,集中生活,不准使用生活手机,每人操纵一些“诈骗手机”,分工作案。
在微信群里,犯罪分子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一人分饰多个“角色”。除了客服外,还有公务员、教师等不同的投资者,他们还会塑造很懂股票投资的专业人士,称之为“老师”。老师定期在群里讲课,发布一些高回报高收益的股票种类,让人感觉到他很厉害。
民警介绍,这个微信群中一般会有四五十人,多的时候高达八九十人,但是基本上受害者只有十多人,其他都是犯罪分子冒充。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去年破获的一起类似案件中,一个微信群里有40人,只有1人是受害人,其他39人都是由六七名犯罪分子操作不同的微信号冒充。这39个人中,有冒充的教师、公务员等角色,每天他们会发符合相应身份的朋友圈,骗取受害人信任。
在“养”的过程中,犯罪分子通过冒充的身份开始诱导受害者进行小额投资,起初他们会按照一定比例,5%到10%不等,如文某强团伙按照投资5%的比例进行回报,即投入100元,给受害人返回105元。慢慢地,受害人越来越多,投资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总投资额到了四五十万或者八九十万的时候,数额大概到了或者时间大概到了,他们就会把软件关掉,迅速“封盘”,当天把作案手机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其他地方,马上离开当地。这便完成了“杀一个盘”。随后换地方,换APP“马甲”重新“开盘”。就这样,文某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连开三盘,获利200多万元。
民警介绍,“培养”诈骗对象的犯罪过程,也在逐步精细化,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将一个阶段分成了“吸”“养”“骗”等不同阶段。不同于文某强团伙自己“养”诈骗对象,有的诈骗团伙可直接获得“半成品”诈骗对象,“封盘”诈骗收割即可。
太原警方近期从东北抓获一个“吸粉”团伙,该团伙即是专门为下游环节进行“吸粉”,他们接收到“养号”团伙发来指定的群二维码之后,团伙成员冒充证券公司利用购买来的股民信息,单对单联系,将一个股民拉入指定聊天群24或48小时后,这名成员获得佣金13元,超过10个人头后每拉一个人获得佣金25元,成员每拉一人入群,该团伙老板获佣金七八十元。拉入群之后,“吸粉”团伙就不管了,由下游团伙对这些“准诈骗对象”进行下一步“套路”。
手法四:“跑分平台”“水房”“地下钱庄”等提供洗钱服务
诈骗团伙不直接进行资金结算,而是通过专门的“跑分平台”“水房”等团伙以挣取佣金的方式,将钱洗白,转给诈骗团伙。
太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张虹说,网络犯罪“洗钱”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为银行卡取现模式,在银行卡多级流转后,雇佣“车手”将钱取出来。现在则多通过第三方、第四方甚至第五方平台等进行流转,即钱入卡之后迅速转账,然后以购物、购买基金、股票等方式,进入资金池,或者通过对公账户,以企业交易的方式进行资金流转。
民警说,洗钱团伙通过多张银行卡互相转,一级卡转到二级卡,二级卡再转到三级卡,转到七八级的时候,有些会购买股票基金,或者伪装成商户转账。“经过几个层级以后,钱有可能充到境外赌博网站,或者是购买基金、股票等。这样钱就进了大资金池子里,再出来的时候,就分不清楚哪一笔钱是诈骗款,相当于洗白了。”
文某强团伙与上下游“服务商”交易往来全部以“电子加油卡”作为支付手段,1000元额度一张的加油卡,将条码拍下来发过去即完成了交易,搭建一个APP只需要5张卡。
山西警方侦破的罗某勇“跑分洗钱”案中,罗某勇将自己团伙的支付宝账户二维码挂到境外赌博网站,赌资全部进入罗某勇团伙支付宝中,该团伙收账转账“洗钱”,最后通过中间人,将钱转入赌博网站指定用户,完成“跑分”。仅2018年3月的5天时间内,该团伙5人“跑分”600多万元,佣金约为8%到12%。
手法五:虚假身份信息和受害者数据找“卡商”
无论是诈骗团伙,洗钱团伙还是提供作案工具、诈骗对象的“菜商”,他们使用的均是假身份信息,这部分“服务”提供者被称为“卡商”。他们寻找相应的人购买身份信息“四件套”或者对公账户“八件套”。
“四件套”为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和银行U盾,每套第一手价格约500元到1000元,流转到诈骗使用者手中每套可达七八千元。“八件套”则包括营业执照、印章、对公账户、U盾等。第一级价格为每套1500元到2000元,到使用者手中每套高达上万元。
山西晋城25岁男子王某杰在今年3月,组成团伙,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大量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注册对公账户。同时也通过微信群在网上收购银行公私账户,通过网络和物流寄递方式卖给境外诈骗和赌博团伙。王某杰甚至亲自偷渡境外指挥,以每个对公账户10000元至18000元的价格贩卖给境外的犯罪分子。
手法六:部分新技术成为犯罪“黑科技”
随着网络技术更新,一些不法之徒也不断使用新技术、新应用来逃避警方打击,比如Goip网络电话就是近年来诈骗分子的“新宠”。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班的任鑫峰介绍,Goip设备是网络通信的一种硬件设备,支持手机卡接入,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一台设备可供上百张手机SIM卡同时运作,还可以远程控制异地的SIM卡和Goip设备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实现了人与SIM卡的分离,达到隐藏身份、逃避打击的目的。
手法七:“犯罪套路”也能购买
生活中,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手段和套路层出不穷,却又似曾相识。民警介绍,“黑灰产”中还有专门制作诈骗“剧本”的团队,这些不乏心理学、文学、侦查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编造“套路贷”“杀猪盘”“冒充公检法”等各种犯罪套路。
“‘杀猪盘’原本是通过冒充谈恋爱等感情手段诱使受害者投资或赌博,在文某强案中,谈感情的阶段直接省略了,上来就是投资诈骗。”民警说,诈骗套路也在变化。
农民工、大学生等沦为诈骗分子“工具人”
网络犯罪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导致一些农民工、大学生等弱势群体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沦为犯罪“帮凶”。
有民警表示,从近年来破获的案件看,受雇开卡的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学生成为主要目标。这些群体欠缺社会经验,爱贪小便宜,法律知识淡薄,受利益驱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晋中市民郝某某因大量出售个人信息被抓后,警方发现他名下的公司有五六十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交代,一些中间人会提供机票安排他到各地注册公司,开对公账户。
今年8月,郑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买卖账户、冒名开户的人员信息,其中“90后”占比超过一半;温州警方同月公布的一批涉嫌买卖银行账户、冒名开户的160名人员名单中,“00后”占比一成多,“90后”82人占比约一半。
除出租和出售银行卡、账户等信息外,警方介绍,目前大学生向犯罪分子出售或出租微信号现象愈发普遍,用过1年的微信号一手出售价格约180元,三年以上的则达到500元。
在这种畸形的犯罪链条中,也不乏“黑吃黑”的现象存在。郝某某在手头紧张时,会将自己名下出售或出租的银行卡进行挂失,偶尔也能截住部分往来资金。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公诉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黑吃黑”案中,嫌疑人假意卖卡,将售出的银行卡挂失补办,截住的诈骗款由此被据为己有。
斩断“服务”链条 铲除“黑灰产”土壤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班负责人贾勇生表示,遏制网络犯罪不能仅依靠打击,要消除其屡禁不绝的现状,必须加强源头控制,斩断“服务”链条,铲除“黑灰产”土壤。
首先,通信运营商必须切实加大通讯卡“实名”管控力度,斩断“两卡”贩卖产业。比如,目前可以单位等名义批量办理的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被犯罪分子惯常使用,成为管理的薄弱环节。
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断卡”行动,提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其次,加大对对公账户等的金融监管、治理力度。目前一些对公账户冻结难度很大,有民警反映,发现涉嫌犯罪的对公账户后,一方面难以查到具体开户银行,另一方面向开户行提供相关冻结手续后,有的银行也存在配合问题。他们建议,金融系统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开户人员进行核实调查,堵塞虚假开户,对频繁转账的异常现象加大风险控制。同时,银监系统应出台规定,实现对公账户中犯罪资金快速冻结。
再次,完善法律法规,对“黑灰产”从业者严打重判。民警反映,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犯罪各“服务商”行为单独入罪,但现实中操作难度大。
受访者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首先量刑过轻,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此罪最严重情形才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对许多“黑灰产”环节并不适用,如打击对公账户买卖,警方主要以倒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立案。而且,为网络犯罪“提供服务”的环节链条愈发细化,难以形成证据链。此外,此类犯罪随着时间推移证据灭失极快,许多犯罪分子被轻判或判缓刑,这些人出来后不少人“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