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对张爱玲的追念如同一场民间庆典，除了铁杆“张迷”，连略知一二的普通读者也都欢喜而纷攘地试图参与进来——譬如对即将上映的由张爱玲小说处女作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一炉香》，人们从立项起就持久地关注，并乐于抛出各式各样的“指导意见”，小到葛薇龙的“粉扑子脸”究竟是什么样的脸，大到小说里的“无边的荒凉”是什么样的荒凉，每个人都不惮于自称是张爱玲的模范读者，仿佛在无形的空间中连缀成一个关于张爱玲的交流沙龙。可见她不仅拥趸众多，她的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般读者的基础文本。曾经在经典文学史排位中没有座次的张爱玲，如今几乎成了现代文学作家中读者最多、最广泛的一位，今天的时髦年轻人依然徘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依然在寻找那枚“三十年前的月亮”，依然在聆听那万盏灯火夜晚里咿咿呀呀的胡琴，或许是张爱玲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正如张爱玲最经典的两本集子标题，她一生充满“传奇”，充满“流言”。她总是那样矛盾：生于华丽之家，是李鸿章重外孙女、张佩纶孙女，却决然从父亲的家中叛逃；青年声名鹊起，粉丝广布，晚年却孤身潦倒于异国，状况欠佳，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受到洋派的教育，以优异成绩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转入香港大学就读），写一手漂亮的英文，却一生倾倒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传统文学，爱之弥深钻之弥坚；做一个知识阶层的女性，又无比欣欣于普通小市民世俗生活的细节，还写得那样活色生香的趣味；笔下写尽了婚姻爱情中的心机、算计、博弈、战争，到了现实里的她自己，却“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与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恩怨纠葛令人叹息……然而正是这些矛盾和谜团，才让她更加迷人，也更加真实——当大时代潮水落幕、号角声渐隐，是这样一个在菜市场看人家买了什么菜、在枕上听电车响才能睡得着觉、得了第一笔稿费转头就去买口红、乱世里惟愿与爱人岁月静好的女子更与我们亲近，与每一代人的生活亲近。政治战争再久，久不过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英雄再多，多不过时代里的普通人，她是“变”中的“常”。

《传奇》初版于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印行，封面由张爱玲好友炎樱设计。

“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胡兰成此言有些做作的文艺腔，但张爱玲真正是用自己的人生践行了她的“华丽与苍凉”美学。一朵水中花，开在乱世。1943年下半年，她像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短短几个月内一口气接连发表了《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传世名作，那时她才仅仅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却已写尽世间爱与人性的悲剧性本质。“出名要趁早呀”，人们总记得这句，却忘记了她接下来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乱世里一切抵不过“此刻”，一切浮华后面都藏着“惘惘的威胁”，极目望去，底子里是悲观的。

就像人们无比喜爱张爱玲的语言与修辞，那些想也想不到的象喻满篇摇曳如缀琳琅宝石，然而金句频出之下，掩着的却是人性的恶疾与苍凉底色，机智与装饰衬出的是素朴的众生真实，华袍上爬满了蚤子，啮人的心。就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聪明人在一句句机锋中过招，却在沦陷的炮火中结成了最平庸的夫妻，但这实在也是战争时代里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境遇；或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是黏饭粒，曾经沧海的红玫瑰终也抵不过变作蚊子血的命运；还有《封锁》中，不稳的时局里，更多普通人不是冲上街头，能做的只是在电车上画画、看报纸、做一场发昏的恋爱梦。这是张爱玲独有的“参差的对照”，但它比壮烈更真实地描摹着时代，有更深长的回味和启示。

今天的张爱玲，当然有了更多的符号意味。她对女性深入骨髓的描写，让她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对象；她笔下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被作为都市文学的研究文本，还被纳入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视野；她在传统文学史叙述中地位的变迁，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学术之外，她还是“小资的祖师奶奶”、“文艺青年必备读物”、“影视改编重镇”，更遑论无数八卦谈资……然而无论世事变迁，张爱玲有很多面，却永远只有一个，后人学也学不来。我们一想到张爱玲，始终还是那样穿着旗袍扬眉傲视的模样，清瘦，聪明，嘴边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惟有一代一代的读者前赴后继地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相互致意：哦，你也在这里吗？

（原标题： 百年爱玲：华丽回眸，苍凉背影）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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