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逝世24周年,她的不幸源于原生家庭和遇人不淑?
1995年的今天,正是当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家中寓所,被房东发现已经逝世。
24年前的9月8日只是张爱玲被发现逝世的日子,她真正过世的时间,应该还在多天以前。
一代女作家就这样苍凉地在异国他乡故去,她的人生像极了她自己说的那句,仿佛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苍凉,大概就是张爱玲的人生基调。
用现在的话说,她命运的种子,从她“原生家庭”的困境中就已经种下了。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里。
她出身满清名门,父亲是旧派子弟,祖父在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母亲和姑母又受到西洋文明的影响。张爱玲父母婚后,父亲开始花天酒地,母亲忍无可忍,以“出国留学”的名义离家出走,后母也因此走进了张爱玲的家庭。
张爱玲的父亲与后母都沉迷大烟,张爱玲17岁时想去和母亲同住,却遭父亲毒打和禁锢,得病了也不给医治。那种感觉就像《半生缘》中,曼祯被曼璐囚禁在小阁楼中一样,无助,无望,死了,不过就是拉出去埋了。
《半生缘》电影剧照
后来,张爱玲逃到生母那里,却因为钱和母亲慢慢心生罅隙。后来张爱玲去港大读书,母亲竟然把她的奖学金打麻将输掉。
张爱玲的另一段传奇,大概就是她与胡兰成的禁忌之恋。胡兰成有妻有女,还是个汉奸身份,但张爱玲还是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轰轰烈烈地与他相爱,但终究免不了一个凄凉的收梢。
张爱玲在她的文章中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不知道她人生的终结,是否结束了她遭遇的磨难。她是否能像自己写的《霸王别姬》中,虞姬在临死前说的那样:“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
或许是因为她传奇般的人生,或许因为她意象繁复又充满哀伤底色的作品,“张爱玲热”一度席卷了中国。那时候她的作品都是畅销书,尤其受校园中的女孩青睐,几乎人手一本。
不过,痴迷张爱玲与痴迷她作品的感觉并不相同,不知多少人在读她的小说时,感受到很强的“被冒犯感”:她文字中的刻薄比苍凉更多,而且作为女性作家,她对女性的态度,更加刻薄。
她笔下的女性,很少是可爱的。世俗的白流苏(《倾城之恋》),病态的曹七巧(《金锁记》),沉沦的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些人,被她刻薄地称为“女结婚员”。
女结婚员,一个多么讽刺的称呼。她们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物欲、虚荣,又或者是跳板于依赖,从而把结婚当做一项“事业”。无论是在数十年前那个女性刚觉醒的时代,还是在9102年的今天,如白流苏般“还是想找个人是真的”的“女结婚员”依旧存在。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当然了,张爱玲对男性肯定也没有嘴下留情,“红白玫瑰”的说辞戳穿了多少男人内心的隐秘。不过,她更狠的是对自己也刻薄,毫无遗漏地表现在她与胡兰成的分手上。
在张胡二人许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誓言之后,胡兰成不顾张爱玲内心的熬煎,也不顾张爱玲背负着爱上汉奸的骂名,先后爱上护士小周和一位朋友的妻子。直到1947年,胡兰成脱离了危险处境,张爱玲才寄出一封分手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
跟随这封信一起寄出的,还有30万元钱的分手费!是张爱玲新写的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分手还给分手费,看起来很绝情对不对?但请读“分手信”的内容:“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如果真不喜欢一个人,会用一年半的时间去决定?结尾还说:“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这哪里是真的放下了,这分明就是用公开信来虚张声势:“虽然你早就不喜欢我了,但这一回合让我结束吧!分手的主动权,在我。”
这样公开的宣告,自然是无法反悔的,她刻薄到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可她内心的自卑,早已不言而喻。
但刻薄只是她的面具。
一位有才情的女性作家,无论是家庭的困境还是爱情的际遇都令人唏嘘。我们无法判定,是她独特的悲惨遭遇成就了她的写作视角,还是她的性格令她关注到这些凉薄的角落,或许是相互成就吧。
张爱玲晚年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居住,也曾有过一段婚姻。她在文艺作家救助营中结识了一位同样潦倒的作家赖雅,与这位比她大29岁的老人结为夫妻。但赖雅终究先她而去,张爱玲晚年也过上了频繁搬家的生活,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
有人说她是得了精神疾病,还有人说她得了皮肤病。因为她搬家的原因,是为了躲避撕咬自己的“虱子”。虽然晚年的张爱玲不算清贫,但为了频繁搬家,她扔掉了不少家居和随行物品,以至于最后被发现身亡时,她几乎家徒四壁。
张爱玲的人生是苦的,但她的遭遇却让她的文字在苦难中生辉。中国现代文学从1919年开始,文人小说说理想的多,谈爱情的也多,但张爱玲笔下都是饮食男女的钱财困境,她似乎对生活没有激情,也很少描写浪漫,笔下都是社会变动下的失落者,充满无助的色彩,但她很少摆出说教的面孔。
张爱玲选的是通俗文学的路,却对世事倾注了文人式的关注。她在《花凋》里写:“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这和鲁迅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何其相似。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比鲁迅晚一些的,但在她的时代,不止出走的娜拉们没有出路,旧式的男男女女也在挣扎中浮沉。
文学评论家田晓菲曾经对比《金瓶梅》和《红楼梦》,称少男少女对《红楼梦》爱不释手,但《金瓶梅》的阅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和“成熟的头脑”。张爱玲也称这两部古典文学作品是她创作的源泉,借用一下田晓菲的说法,想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你也要足够坚强,坚强到全盘接受她文字中的无助和苍凉。
或许,一波一波的文化事件让“张爱玲热”成为现象,她的作品也成为象牙塔学生手中的畅销书,但真正能读进去、敢于读进去的,大概是彷徨在社会洪流之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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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这个脾胃
接受张爱玲的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