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30余年的来往,最懂张爱玲的人用百封书信往来描述其一生
张爱玲曾说过:“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有二人绝对堪称张爱玲的知己:一个是宋淇,另一个便是夏志清。两人皆是文艺批评家,夏志清最初读张爱玲的作品便是由宋淇推荐的,而若没有夏志清的“登高一呼”,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张爱玲也许不会成为如今的文坛传奇。
作者:宋亚荟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夏志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华先锋
宋淇和夏志清都与张爱玲有上百封的书信往来。2014年,由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简体本在中国大陆出版,收录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在1963至1994年间的百余封通信,为研究张爱玲到美国后的生活、交往、创作和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往来书信中,张爱玲不断向夏志清通报写作的情况,与之切磋,甚至具体到字、词、句的探讨,无不显示出张爱玲对夏志清的信任及知遇之恩。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对以前被忽略的作家如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他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进入了西方高等院校。这对于孤身在美国生活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1955年,张爱玲乘船来到美国,第二年开始用英文撰写小说Pink Tears(《粉泪》),却不被美国出版商赏识。夏志清不久发表《张爱玲论》,首次肯定了张爱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也能看到,夏志清极力将张爱玲的小说推荐给中美学者和批评家,这也曾一度让不愿麻烦人的张爱玲感到心有内疚,“愧疚”“感愧”“惭愧”“惶愧”“负疚”“歉疚”“guilty”(罪过)这样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件中。
来到美国后的张爱玲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后来赖雅身体越来越坏,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张爱玲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兴趣,又说:“我喜欢翻译也是因为是机械化的工作,不妨碍写作。”可见张爱玲虽想要一心写作,却总是不得不为了生活接下其他可以获得额外收入的工作,即便说对翻译“感兴趣”,也是因为无法靠写作维生的无奈之语。
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对张爱玲而言,生命是美好的,但生活的艰辛与人世的悲戚又如同蚤子一般挥之不去,啃噬着内心。这份艰辛除了经济上的困境,还有身体上的折磨。
在第106和107封信中,张爱玲两次对夏志清提到因为老房子的虫患被迫仓皇搬家的事。夏志清在回信中盼望张爱玲早日安顿下来,找到一个适宜的住址,再去检查一下身体。这样才能安下心来多写些东西,让生活重返轨道。然而在此之后的三年里,夏志清多次写信挂念张爱玲的身体,都没能得到回信。直到1988年4月,张爱玲才写信告诉夏志清,在这三年里她仍旧因躲“虫患”而常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址,每日累得精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自己也惋惜道:“除了怪我糊涂,没更努力去找好医生,白糟糟蹋了两年光阴。”
夏志清在书中写道:“张爱玲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欢的事,教书、做研究非其所长。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除了皇冠(出版社)的稿费没有固定的收入,耽误了看好医生,将皮肤痒当作跳蚤侵蚀,屡次搬家,影响了她的创作力。”作为知己,夏志清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十分认可张爱玲对自身创作的期许——“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作为朋友,夏志清更为张爱玲的怀才不遇和生活上的困窘而痛心、惋惜。
除了“逃虫难”,张爱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几次写信告知夏志清自己患了感冒。夏志清猜想是1937年时17岁的她被其父毒打一顿而再禁闭半年所发生的后果。禁闭期间,张爱玲患了严重的痢疾,命差不多送掉,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必然大受损害,以前在上海期间,这个怪病偶尔也会发作。张爱玲并无长期的医药保险,每有病痛必要到公家医院去找医生治疗,不断为了去医院、上诊所而浪费时间、消耗体力,身上那些病痛跟着变得更顽劣难治。
虽然在经济、健康和工作上,张爱玲屡遭打击,但她也偶尔能在这人世的“蚤子”间得到一种“无事忙”的逃避。
张爱玲通过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来信,不仅对翻译《海上花》提起了兴趣,还读了许多于学位、工作不相干的东西,例如研究考古与人种学。张爱玲写《怨女》序时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最终写出一部《红楼梦魇》来。她虽然在信中对夏志清说:“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叫苦不迭。”但这让她叫苦不迭的奢侈品,却是难得的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迁居好莱坞后,最让张爱玲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进入了“无事忙”的状态,从人类学记录、社会学调查,到历史小说、内幕小说,每看到一个逗引她兴趣的题目,她就到图书馆去把与题目有关的书籍,一本本借回家去看,花掉时间之多,实在使人无法相信……夏志清在按语中叹道:“中国作家间,除了张爱玲,谁会有这样大的傻劲,把一段与中国无关的史实调查得如此清楚的?”
与张爱玲恢复通信后,夏志清曾写信感慨“信愈稀,也就愈珍贵了”。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张爱玲连“无事忙”的快乐,也再没提过。她在最后一封寄给夏志清的信中说:“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信寄出后一年又四个月,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在公寓里过世了。
夏志清说:“(爱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地上,看似凄凉,但她晚年多病,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这场跨越三十年的通信,竟真的就这样在愈来愈稀的信件中,画上了句号。
夏志清的好友、学者王德威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作跋,他这样写道:“张对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难从她的信中看出。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写信的姿态是矜持的,就算谈自己的作品和充满灾难的生活,也带有一种客观语调,并不轻易露出底线。”但潜藏在二人信件中的汩汩温情,却是张爱玲眼中“寒咝咝”的人世间里,仍然被她珍惜的一样东西。
(原标题:重新“发现”张爱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