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代明

《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塑像 新华社图

由一张护照说起

十年前，有一张光绪年间护照，在网上颇为流传。

护照四边绘以青龙，中间有鲜红印戳，品相完整，保存较好，当时嘉德公司以4000至8000元估价，最后，竟以五万六千元十倍左右的价格拍得。那是清末驻英大使张德彝，发给参赞陈懋鼎的一张回国护照，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即1905年春。这张护照珍贵处在于，它里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上写：“陈懋鼎三年差满，携眷而归，搭坐德公司普而生船，取道上海，转船回福建原籍，然后赴京供职。随带跟役一名，使女二人，大小行李共五拾贰件”。我们注意到，这张护照在拍卖时，有对拍品的描述。

陈懋鼎，字征宇，福建闽侯人，“末代帝师”陈宝琛之侄，光绪十六年中进士，曾任外务部榷算司员外郎。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榷算司是其下属的四个司之一，专管关税、商务、行船、财币、邮政及出使经费等，员外郎为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陈懋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跟随张德彝出使英国的，这一去就是三年。这次归国，普而生轮船上那五十二件行李，不仅装载着陈懋鼎满满的收获，更大收获，是在陪同他的夫人身上。因为她除了这些年精心照顾丈夫在国外的衣食住行外，还为他怀上一个孩子。这一路上，她都是挺着大肚子，陪同陈懋鼎站在轮船甲板上的，“三洲水土强吾种，两月风涛练汝形”；就在返回原籍不久，这个风浪中孕育的胎儿顺利降生，陈懋鼎给孩子取名：陈怀英。

然而，比之船上的行李、夫人肚里的孩子，还有让陈懋鼎更感觉贵重的东西，就是那些箱子里，放置的九十四卷厚厚稿纸，那是他利用在英国工作余暇，翻译的《基督山伯爵》一书的手稿。

出使英伦

据张德彝《八述奇》记载，陈懋鼎作为参赞期间，经常跟随他出入白金汉宫、英外务部、西敏寺教堂、圣詹姆士宫，进行外事活动；这还不包括他本人受邀约，去歌剧院看戏，画廊看画展，茶艺馆品茶，参加当地名流举办的各种宴会等诸多事宜。开始，陈懋鼎还觉得新鲜好奇，可越往后就越觉得自卑，深受清朝孱弱的国力影响，让他明显感到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低人一等。从外交层面讲，他们这届大使没做出什么功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德彝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保工条例》，要求英商在南非开采金矿招收华工时，必须保障在运送他们的船只上改善伙食。个人层面讲，陈懋鼎深感象征愚昧、落后、闭塞的长辫子，成了他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他当时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上书光绪，恳求割掉脑后辫子，他也由此成为清朝外交官中剪掉辫子的第一人。

陈懋鼎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年轻人，很早就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尽管他没受过系统的外文训练，但在过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职时，旁边就是京师同文馆，他经常去那里蹭课。大使张德彝也很喜欢这个有文笔功底的年轻人，“张星使雅爱文字，交涉文牍悉委诸君，多所建白，征宇由是精通英语”。

其实，陈懋鼎苦学外文是有原因的，就是希望更深入了解西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准备以后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可对于国内固步自封、落后闭塞的民众，该如何让他们了解“蛮荒”一般存在的西方世界呢？就在这个时候，陈懋鼎接触到了《基督山伯爵》。这本出版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传奇小说，曾被翻译成英、德、俄等不同版本，在英国上下阶层、妇孺老幼中争相传阅。陈懋鼎一旦拿起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他深深为里面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有力的语言，活泼机智的对话所吸引，尤其是小说中到处弥漫着对欧洲异域风情的场景描写，最能展现欧洲各国全貌。于是，陈懋鼎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介绍给自己的国家，让国民能更全面、更客观、更详尽地了解世界呢？

翻译《基督山伯爵》

“英伦伦敦东南距大清使馆二十里，曰赫恩山。土势坡陀，铁轨午贯，汽车站以山为名，东接达立集，自昔为胜区，祆堂、书院、画阁、公园，粲乎位列，槐栗成行，多百年树”。

随同张德彝出使的参赞们，大都携带有家眷、仆人，长期住在清驻英大使馆显然不妥当，他们来到伦敦不久，就纷纷在外面找房子租住。开始，是在伦敦城内找，比如一位叫马清臣的参赞，就选择了“帕米腊大街第十五号”，与夫人子女同住；后夫人去世，也是感觉城内的房子价格太高，他就又找了伦敦郊外的一个地方，每星期租金是五英镑五先令，这在他们这些每月挣360两银子（1两白银相当于0.15英镑）的二等参赞官眼里，已经算便宜了。故此，陈懋鼎也在“赫恩山”下一个叫“半月巷”的村庄，找到世代居住于此的“黎氏”房东，租下一座二层小别墅，还给它取名“楞登楼”，不仅为图便宜，更是为有一块幽静偏僻的地方，以完成译著的恢宏工程。

“赫恩山”，位于诺伍德山脉和泰晤士山谷之间，风景秀丽，林木葱茏，每逢冬春之交，粉红色的杏花就开遍山野。“楞登楼”周遭更是鲜花遍植，禽鸟啁啾，完全闻不到尘世的喧嚣，宛若一处世外桃源。他在这片村庄结识了很多英国友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格林利女士，还特意携了家眷，搬到房东黎氏处，与之比邻而居。陈懋鼎每当得了空隙，或者就会与格林利女士一起，“考订方言，讨论异俗，出入百氏，纵横五洲”；或者就是独身一人，“周览村落，杂花芳草，曲沼小桥，往往流连忘返”，过得好不惬意快活。在乡下这段日子，给他的译作带来莫大的灵感和激情。

当然，这样一部煌煌一百万字的巨著，要把它翻成中文何其难也，况且，他还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译者；更尴尬的是，他还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不解，但他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也是仗着自幼打下的古文底子，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翻译。到了临离开英国那一天，他已经翻译出九十四个章节，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九。只是陈懋鼎是用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难免磕磕绊绊，晦涩难懂。而且，进入二十世纪初，英译中还是个刚刚兴起的事物，许多名词用语还不规范，比如，流经伦敦城的泰晤士河，他译成“达米斯河”；基督山译成“莽吉图”；就连书的题目，也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基督山伯爵》，而是叫做《岛雄记》。陈懋鼎为译这部书，还给自己起了笔名：“达米斯钓客”，这大概是因为每值天气晴朗，他站在自家阁楼上，都能远远眺望到泰晤士河和桥上的两座钟楼吧。

译稿坎坷的命运

再说陈懋鼎乘普而生轮船回国后，先是护送夫人回福州，安全生下孩子，休息几日，这才举家赶往京城赴职。朝廷对他完成出使使命大加赞赏，升他为外务部郎中（由副司提到正司）；又因为刚成立储才馆，让他担任储才馆提调（即馆长）。陈懋鼎在这个岗位一干又是三年，为自己国家培养出不少外交人才。繁忙的工作，反而把他辛辛苦苦的译作工程，给耽误了。

“时严几道、林琴南以译著鸣，或劝先兄付梓，辄以全篇未竟却之”。严复、林纾，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翻译大家，与陈懋鼎又是同乡，交往甚密，当时，他们也是看出这部译作的价值，可惜陈懋鼎没能采纳。“无何，商务有《炼才炉》，盖意译此书之首数章”。结果，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基督山伯爵》的另一个版本，虽仅是翻译该书几章，但毕竟让人抢了先机。

陈懋鼎似乎并不以为意，他积极参与发起了“立宪运动”，与同僚筹划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类似于两院制国会）；辛亥革命后，他又担任国务院秘书、外交部参事、国会议员，译作反而被搁置一边。“庚辰，病亟，始委恒竟之，盖去初稿时四十年矣”。“恒”，是陈懋鼎对妹妹陈懋恒的昵称。陈懋恒为燕京大学毕业，也是为人称道的“才女”，有著作闻名当世，陈懋恒遂将《岛雄记》未译完的二十三章，全部依兄长风格译出。“既毕，（陈懋鼎）犹力疾躬写一通蒇事”。

1940年，陈懋鼎在北京病逝，陈懋恒带着兄长心愿未了的译稿，全家移居上海。她曾在自己创办的《世说》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的译稿，可惜《世说》仅办七期，就因为经费不足停办。1946年，陈懋恒找到兄长生前好友，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将全部译著交付与他，殷切希望能由这家闻名遐迩的印书馆出版。

张元济非常热情，先后给陈懋恒写了三封回信，第一封：“前日辱荷枉临，适有客在坐，致失迎迓，悚歉无似……前交下《岛雄记》译稿十册，因朱经农先生尚未到沪视事，拟俟其部署粗定送与阅看。”第二封：“令先兄征宇同年遗著《岛雄记》已得商务印书馆复信，愿代出版。”第三封写于1947年1月20日，言明该译著出版，“应先订立版税契约，其出版权授予人应由何具人名，敬祈开示，以便络具约文，再寄请署名钤章。”但信中又说：“敝公司一切绪未恢复，是书排印尚需时日，合并陈明。”不幸真的让张元济先生言中，因时局动荡，《岛雄记》一书到底未能顺利出版。

种种原因，陈懋恒这本遗著被一拖再拖，直到2019年初，经过陈懋恒的儿子赵之云长期保存，她的儿媳许宛云多方奔走，陈懋鼎的孙女陈彬亲自校刊，这本历经一个世纪之久的《岛雄记》，才得以正式出版，终尝所愿。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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