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的电报（1949年4月18日）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在基本肃清江南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之后，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迎来了解放。

渡江时间几度更改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本着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诚意，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展和平谈判。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知国民党“求和”声明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积极争取和平之际，也做好了渡江作战的两手准备。

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继续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开始积极部署渡江作战。其间，在渡江作战的时间上，有过多次调整，这都是根据当时的局势而定，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和平谈判。

在中共中央迁至香山之前，将渡江作战的时间定在4月10日。3月19日，毛泽东在致总前委的电文中提到：“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3月19日，陈毅、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的日期延至4月16日为宜。次日，毛泽东回复，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并提出了战略部署：“四月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当天，陈毅、谭震林回复，四月十三日可以渡江作战。

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第二天，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军委预定发起渡江战斗的四月十三日，正值农历三月十六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荫蔽，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中央军委同意4月15日渡江作战。

3月3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同日，邓小平主持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18时，全线渡江。

此时，北平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

4月10日，前线接到电报，渡江战斗时间推迟。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当天，总前委汇报了渡江时间调整的不利因素。每年阳历五月初，长江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推迟一星期，即4月20日渡江。

4月17日，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文中提出：“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4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确定渡江部署：“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渡江战役。

当天20时，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芜湖裕溪口突破敌人长江防线。21日，第三、第二野战军组成的东、西突击集团分别从江苏江阴和江西湖口强渡长江。东突击集团于22日控制江阴炮台，封锁长江。西突击集团主力占领费池、殷家汇等。在湖北方向，四野先遣兵团钳制住了白崇禧集团。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应对“紫石英事件”

在渡江战役当天上午，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紫石英事件”。

4月20日9时左右，英国海军“紫石英”号军舰由东向西，闯进长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我军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妨碍我军渡江，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我军252人。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伤后搁浅在镇江附近江面。13时，停泊在南京的英舰“伴侣”号接应“紫石英”号，被击伤后仓皇逃窜。21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率“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溯江西上，被我军炮火击伤后东逃。三次炮战，毙伤英军111人，这也令世界震惊。

此后几天，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报道此事。中央军委沉着应对，毛泽东给总前委致电：“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4月30日，针对丘吉尔扬言英政府要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打击报复的说法，毛泽东起草声明，在声明中说：“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紫石英事件”最终没有引发大的纷争。不过，这起事件也给全军将士提了个醒。进入南京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交问题格外重视。此后，在解放上海时，南京的经验发挥了作用。在5月初的电文中，中央军委致电：“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5月20日，在如何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时，中央军委在电报中，也提出了五项稳妥的建议。

推迟解放上海

4月3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部队推迟解放上海、杭州。此后，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为解放上海作战略部署，一方面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接管上海的工作问题。5月10日，陈毅向准备南下接管上海的干部作城市政策纪律报告，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两个兵团，开始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5月12日至13日，陈毅在听取接管上海的财经纵队工作人员关于学习、干部配备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后，对进上海之后的接管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要求他们必须维持好生产和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白米、棉花和煤炭的供应，将关系到上海500万人的电灯、电话、电车、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的接管工作做好。

5月23日，第三野战军鉴于上海守敌大部分已被吸引在上海外围，同时获悉汤恩伯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于是，第三野战军便于23日当晚发起总攻。25日拂晓，第三野战军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和浦东市区，27日上海解放。

5月29日，新华社发布《祝上海解放》的社论，高度评价了上海解放的重要意义。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

在向全国大进军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确定的三种方式解决问题，即天津、北平、绥远方式，不管哪种方式都是以战斗为基础、以军事为后盾。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的反动军队和势力，就坚决用天津方式来解决。但是，也绝不放过一切机会，欢迎用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经过周密策划，湖南、新疆、绥远等地实现了和平解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最终迎来了全国解放。

（原标题：香山运筹）

来源：北京晚报 姜宝君 整理 杨昌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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