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宇

不过，其实早在明朝，“文化”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拉近了文人与商人之间的距离。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以独特视角切入明代社会，用生动的笔触串联起历史碎片，带领读者“亲历”明朝生活的细节——在书中，波斯和朝鲜使团勾连着时代交通的脉络；徽州与外国商人努力在各自贸易领域拼搏；旅行家徐霞客，利用他特殊的身份进行精彩而危险的壮游……从普通砖匠到朝廷大员，我们饶有趣味地“欣赏”着明朝人的生活，乃至窥见现代人种种行为的历史源头。

然而，卜氏之企图，绝不限于讲好故事，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企图借由不同人物之命运，解释明朝商业发展的特殊历程，讨论“文人”和“商人”两种身份的交错、扭结与融合，同时思考这些改变究竟给明朝带来了什么？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人也有着追逐潮流“买买买”的消费倾向，而“士”与“商”的起落与交错，更是意味深长。

比方说，随着财富不断聚集，商人的社会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至明中叶，很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商人财富，比如本书例举的芜湖官员徐节，利用商人捐赠兴建学宫，完成个人政绩。可是，卜正民同时指出，在由文人（多半是科举失意者）编纂的地方志中，又充满了仇商倾向，贬低并淡化商人的社会贡献。

文人们也早已卷入到明代蓬勃发展的商业浪潮中。商业流通把更多商品带进文人圈子，导致文人爱好之物日趋精细昂贵，也催生了“收藏”的观念。有地位的文人们开始热衷消费，热捧商品价值，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比如，文人一定要选择从外地来的昂贵水果，吃的柑橘和荔枝必须属于某个产地、某个品种，颇似如今时髦的“网红”进口牛油果；再如流行一时的《格古要论》，强调文玩物品的稀有，创造出了属于文人阶层的“奢侈品”。

在此氛围中，本处在社会结构底端的商人，终于找到攀升的门径：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和学习“文化”来跻身士绅行列。在商业逻辑的帮助下，商人可以实现原来不可能的身份转换：他们重金购买文玩以及象征地位的昂贵服饰，在打扮成学者模样的同时，还自费出版个人著作，如商人余象斗就有一本谶纬著作《万用正宗》。明中叶以后，商人与之前最大差异是，他们愿意展示自己的财富靠经商而来。商业消费的巨大能量，最终战胜了传统的身份地位。

商人与文人对文化的金钱投入，大大促进了明代文化消费的发展。卜正民还注意到，明代士人喜欢旅游，袁宏道便提出过私人旅行之“癖”，是塑造士绅品格的重要内容，而明朝后期乘驿制度的废弛，也催生出了商业意义上的私人旅游业。此外，高级艺伎作为文化消费的变种，也是这段时期文化商业融合所产生的特殊现象。

最终，明代的士绅与商人，二者在身份上发生了永久的转换与融合。商业没有使士绅阶层解体，但开放了原本不对等的关系，文人开始把商业及消费当作正常的价值观，他们甚至利用财富开辟新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渠道，同时探索出一套说服自己的新法则。

文人的形态在明朝商业发展中被彻底改变，对物欲的追求也在过度消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卜正民用略带哀婉的笔调，提醒我们：即便对当代读者，消费这种“纵乐”依然是“困惑”的。一边是难以控制的消费欲，一边是大呼“剁手”的开解。时代和商业都在发展，可人性触发的现象将永续永存。

（ 原标题：明朝的“士”与“商”是如何融合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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