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差距是付出差异的体现 为何说美国被卷入的收入不平等斗争?
《平等不公正》一书很好地区分了平等与公正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好吃懒做坐吃山空,另一个人勤劳苦干积聚财富,两者收入差别很大,如果强迫后者将收入的一部分分给前者而体现“平等”,对于勤劳者来说显然不公正。在这样的例子中,财富差距恰恰是两者付出差异的体现,而收入恰恰是对于劳动所得的重要回馈。
张弘
几年前,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曾经引发激烈争议,皮凯蒂通过统计数据发现,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皮凯蒂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有。一句话:人生而不平等。由于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保护民主社会。他在书中提出,对于那些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大富翁征收高额税收。
《平等不公正》的观点与此对立。本书对皮凯蒂的统计方法及分析表示了质疑,书中认为,如果企业家和商人通过创富做大了馅饼,他的所得就不必通过牺牲他人利益使自己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创富者和平民的资产差别会拉大,但这种不平等中并没有受害者。例如,蒂莫拉·诺亚等人强调,“美国人的收入分配比乌拉圭、尼加拉瓜、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还要不均”,但不可以忽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比这些国家的公民富裕。因此,经济不平等与普遍富裕并不矛盾:例如,富翁的收入和穷人的收入同时翻番,但不平等仍会继续增加。作者进而强调:“不平等指的不是剥夺,而是差异,差异本身并不存在可疑或异议。”
《平等不公正》强调的是政治平等,即权利的平等。政府给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权利,让个人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权利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有紧密关系,这一事实确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每个人的禀赋、特长和才能并不相同。例如,有的人天生漂亮,可以凭借优越的外貌成为演员或模特,赚取比一般人更多的收入。有的人具有绘画或其他特长,一部作品的收入就可能比普通人一生赚取的更多。但是,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并不违背公正,也并不意味着需要刻意调节,让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缩小以维持不公正的“平等”。
19世纪到20年代初期美国工人的收入大幅增长,1850年时,美国人平均寿命为38岁,到1925年时,已经提高到近60岁。在1870年,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61小时,,一年累计工作3069小时。到1938年,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为44小时,一年累计工作2146小时。显而易见,这种改善是全面的,而并非仅仅只是富人受益。1934年的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匹兹堡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便在最贫苦的地区,美国工薪家庭的生活也维持了较高水平,穷人的生活普遍比以前提高。在美国的经济政策中,政府控制和自由放任一直左右摇摆,作者对此特意提醒:“美国不是一个充分自由的社会,而是一个经济混合体。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机械地将麻烦归结于自由因素,或将优势归功于控制因素。我们必须仔细考虑那种因素产生了什么后果。”
一些批评者强调,手握巨大资源的经济巨鳄和寡头,能够剥削资源较少的人。对此,《平等不公正》区分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是用武力达到目的的力量,而经济权力是交易的力量,它不是伤害、剥削或抢走他人权利的权力,而是不提供好处的权力。在武力强迫下,奴隶戴着枷锁违背自己的意愿工作,而自由工人自主选择职业和工作,除非武力强制将他与工作分开。
那么,贫穷国家的工人挣到的低工资是富裕国家剥夺所导致的吗?《平等不公正》认为:“贫穷是给定的。我们生来就没有资源,必须去创造。”例如,一些亚洲的“血汗工厂”工人工资很低,美国工人显然不愿意到这样的工厂一天工作11小时,有人指责美国公司“踩着他们的背赚钱”。但记者调查的结果显示,尽管工人们认为工厂的条件很艰苦,但工人选择在这里做工,是因为其他的地方更糟糕,而这里可以赚钱和学习新技术,这些“血汗工厂”工人的收入,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也就是说,这些工人的选择并非最好,但可以说是次优。
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机会平等并不仅仅包括不存在通向成功的法律障碍,还包括通向成功初始机会的平等。在人生的竞赛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但《平等不公正》强调了这可能引发的困境——“要使人生中的初始成功机会平等,政府就要不平等地对待人:为了保证平等的教育和物质起点,政府不得不将富裕家庭赚的钱拿走,给那些贫困家庭提供不劳而获的资金和教育。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实现初始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的平等主义观念不允许你给孩子提供任何机会——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电脑、更好的藏书以及国外旅行——倘若别人的孩子没有同样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人生不是比赛,不是零和游戏,必须战胜对手才能成功。成功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过得更好,而是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当然,《平等不公正》立足的是美国低税收、低福利的现状。书中也对比了瑞典高福利、高税收的利弊。对于其他地域模式,并不具备可比性。本书作者对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十分警惕,同时并不反对为贫困者提供最低的福利,让其维持基本的生存。对于美国的反不平等运动,作者持保守主义思想,既反驳了其具体观点,也批评了其整个理论框架。
(原标题: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吗?)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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