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龙

据闽人林远峰说，他有一个“巨家多财”的亲戚，有一天夜里，一伙盗贼破其门而入，将主人捆绑起来以后，便开始到处翻箱倒柜搜刮财物。忽然，其“盗魁”看见“灯下有宋版《文选》一部，《仓山全集》两册”，随即意识到：“此老能藏古书，能读随园先生文集，非俗儒也。”于是便下令放了主人，撇下财物，只抱了那两部书走了。

众所周知，宋刻本历来十分珍贵，藏书者皆以收藏一两部宋本书为荣。到清代时，宋刻本已经是天价难求了。据说明代著名诗人王世贞即曾不惜以一作庄园的代价，换得一部曾被赵孟頫收藏过的宋刻本《两汉书》。几经辗转之后，这部书又以一千二百金的高价被钱谦益收入囊中。由此可见宋刻本之宝贵。

而照袁枚的言下之意，这伙有文化的盗贼居然把宋本《文选》和《小仓山房全集》同等看待，那么《小仓山房全集》的价值和地位自然不言而喻了。这个故事的真伪已不得而知，但经袁枚之口讲出来，至少说明其对于自己的诗文集是相当自信乃至于自负的吧！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盗书有关。这让我想起其他几件相关的事来。

一是《永乐大典》的散佚。

撰修于明成祖时期的《永乐大典》，堪称中国历史上部头最大的类书，据称全书撰成时计有22877卷，11095册。原书本来只有一部，嘉靖年间，明世祖曾命人抄写了一部副本，是为后来流传于世的本子，而原本则归还南京文渊阁，后不知去向，数百年来至今无人知晓。

这部《永乐大典》副本，在明朝时即有散佚，到清代乾隆年间撰修《四库全书》时，只存有8000余册。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惨遭劫掠，《大典》亦多有散佚重。至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据记载，此书之所以散失严重，主要是因为当时官员们的监守自盗。清朝规定，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进入翰林院查阅图书，因此，很多官员常常趁着进翰林院查书的机会，将《大典》夹藏在官袍之内携带出来据为己有，据说晚清著名学者、词人文廷式一人即从翰林院盗走《永乐大典》一百余册。

二是关于康有为在西安卧龙寺“盗经”一事。

1924年11月，康有为应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之邀来陕西讲学。其间，他曾游卧龙寺，见卧龙寺藏有一部宋刻本碛砂大藏经，十分珍贵，但已经残缺不全，且损毁严重。康有为遂与寺方商议，欲将经书运往上海以珂罗版重印，印完之后，原经归还卧龙寺，寺方欣然答应。

但没想到，刘镇华的部下在帮助康有为搬运经书时，除了将大藏经运走以外，也将寺内一些其他经书以其运走了。寺僧认为是康有为故意趁机“盗取”寺内经书，并联合各界人士声讨“南海圣人”康有为“盗经”之举，并诉诸地方法院。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哗然，康有为大有声名狼藉之势。

据记载，当时渭南名士武念堂曾撰有一联贴在康有为居住的会馆门口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副对联，不仅在尾字上巧妙地嵌上“有为”二字，而且上下联各有出处：上联出自《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出自《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作者故意隐去“妖孽”和“贼”字，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而当时在上海的陕西名人徐朗西则请人画了一幅“康圣人盗经图”，并配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标题在报纸上发表。

此时的康有为被群起而攻之，虽然极为气愤地发表声明进行解释，但还是不得不迫于舆论压力而将经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卧龙寺。印经之事遂寝。直到十余年之后，这部珍贵的大藏经，才在杨虎城等人的帮助下被影印出来。究竟是不是康有为有意趁机多运经书，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已经很难查考。但毫无疑问，此事对康有为“南海圣人”的形象影响极坏。

西北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单演义在其《康有为在西安》一书中认为，此事实际上“是因为康有为来西安讲学引起了‘一场新旧思想的冲突’，进而‘形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过借题发挥而已’”。然而世事如烟，九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其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愈辩愈模糊，个中真相谁还能说得清楚呢？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个读书人，别人见他偷了何家的书被吊着打，他却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是哦，读书人的事，算不算偷，还真是难说。

（原标题：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来源：北京晚报

制图 王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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