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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五色土】卫建民:文字因缘

2018-03-16 14:40 北京晚报 TF010

《北京晚报》于1980年复刊后,我既是它的读者,也是“五色土”的作者。1998年,应副刊编辑之约,我还写了一年专栏--每周一篇,每篇千字。我能在“五色土”上开专栏,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珍惜“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受《燕山夜话》的影响和邓拓人格精神的感召。在我的投稿生涯中,这一年最勤快,最值得纪念。

作者:卫建民


城市晚报,能在一个侧面反映一座城市的特色和品质,从有限的版面中瞥见城市的表情。《北京晚报》从创刊到复刊,因为中间有十几年空白,因此当一份小小的报纸摆在报摊、当卖报人吆喝一声“晚报”时,正在街头匆忙行走的北京人的心里,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经过动乱十年,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旧时月色与久违的城市声音重现,市民们终于能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和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新的生活秩序又开始了。如果去外地出差,坐当日下午的火车返京,刚出站,猛听得“晚报”的叫卖声,更能确定是出差归来,有“回家”的第一感觉。当我成为晚报作者时,这种感觉殊深。

最初给“五色土”时,我还是按传统的方法:在信封上贴3分钱的邮票,封口处剪一角。后来看到报纸发告示,说给晚报投稿“邮资总付”,不用贴邮票。写专栏时,我还不会电脑打字,仍然是传统的作业方式--一本稿纸一支笔,在稿纸上爬格子。每篇写好后,就投在邮筒里,从没丢失过。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的邮筒,它们的位置、形状、颜色我很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几个“铁哥们儿”。每次将稿件投入,就是郑重嘱托,坚信邮递员能顺利送达。我的字不太规范整齐,有时给报社的技术部门带来麻烦,责任编辑就代劳帮我打字。直至今天,每每想起这件事,我还要感谢“五色土”的编辑朋友,因为是我应做好的事,他们代做了;一些读者给我的信,也是通过报社代转。“作者-编者-读者”,那种通过副刊互动的日子,想起来就很温馨。

早期的“五色土”,是中国传统的副刊形式:水陆杂陈,荤素搭配,栏目众多,像一桌并不奢华的宴席,也像一座小小的百花园,能满足各种口味的读者。我爱读的栏目是“百家言”、“居京琐记”、“文学与社会”。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我就剪下来存在剪报册里,成为私人的报纸文选。路翎《答问路的老人》、韩少华《记王锡璠先生》都是“居京琐记”专栏的名篇,我印象深刻;我还为韩少华先生的文章写了一则读后感,表达我读到好散文时的喜悦之情。“五色土”的内容选择以及稿件的采集,都考虑到了首都的特点,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作者约稿,体现了“中国特色,首都气派”。它夹在版面的小栏目,像谜语、笑话、棋局等,承担了群众文化的宣传功能,充实了市民的业余生活,有广泛的读者群。

一位老报人对我说过,办报纸是“新闻攻,副刊守”,我说这是办报的秘诀和辩证法。互联网时代,纸媒在新闻报道的时空赶不上网络,而副刊却具备天然的韧性和竞争力。副刊若能多多刊发高质量、耐读的文章,就是培育“铁杆粉丝”,发扬自身特色。2017年“五色土”上刊发的两篇文章,我认为是第一流的散文随笔,入选任何散文年度选都不逊色。一篇是侯小瑾写的《关于父亲侯登科》,一篇是芦川北平先生的《生活的第一课》。这些优秀的作品,无疑提高了晚报的声誉和分量。

20年前,我应邀参加北京晚报创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会场上热烈的气氛、朋友之间的欢声笑语,恍如昨日。至今我还保存着纪念会送的红色纪念册,记得册子上印着这样一行字:北京晚报是“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作为副刊作者,我忘不了它昔日的自豪与辉煌,并与它手挽手,迎着朝阳,昂首前行,再创新辉煌!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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