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大年三十做善事 好人好报可翻番
老北京有所谓“提灯满街走,索账声声吼”的民谚,说的是穷人过年之难,因为生活困难而赊欠了一年的各种旧账,到了年底债主要清算了,可是哪里拿得出,京城旧俗,年三十儿那天,门口一贴上对子,债主便不准再登门要账了,于是有的人家恨不得从腊八就把年画和对子贴上,可债主不是小鬼却比小鬼还难缠,你就是把秦叔宝尉迟恭这俩门神真的请来,也挡不住他们上门,由于受不了债主的叱骂和催讨,轻者外出躲避,重者举家寻死,种种惨况,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作者:呼延云
大约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古代笔记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套路”,但凡能在大年三十这天救人危难的,往往会得到翻番的“好报”。
一、为救难,拆了祠堂
清代汪道鼎所著笔记《坐花志果》中记载,阳羡(今江苏宜兴)有个名叫万彦斋的老秀才,他“勇于为义,遇人有急难,必委曲周恤之”,导致本来就不富裕的家里越来越穷。
这一年的大年三十,他早早给学馆里的孩子们放了假,到主家那里领了十二两银子的“年金”,回家过年。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妇人,“且行且泣”。万彦斋上前问她出了什么事,那妇人哭着说:“我丈夫亏欠官银三十余两,年底了还不上,被抓到牢里严刑拷打,我思来想去,只好卖身去挣钱,可是一旦这样做,辱了名节,就算和丈夫再次团聚又怎么有脸对他?”说着哭得更加伤心了。万彦斋说:“三十余两不是个小数目,你难道不能找亲戚们去借贷吗?”妇人说:“我家亲戚大多穷困,稍有余财者听到借债二字避之唯恐不及……”说着呜咽不已。万彦斋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了那十二两“年金”说:“这些钱你先拿去,剩下的钱我再给你凑凑,明天一早在城门口等我,争取凑够了钱把你丈夫赎出来。”那妇人万万没想到这个老秀才居然如此急公好义,跪下就磕头说:“先生大恩大德没齿难忘,请问尊姓大名,所居何处,我愿意把女儿送到府上,给您做个婢女。”万彦斋说:“我所为就是让你一家团聚,你把女儿送到我家,岂不照样骨肉分离!”说完不留姓名,拔步而去。
回到家,老伴找他要“年金”,好去置办年货,万彦斋嚅嗫道:“天寒地冻,山路崎岖,我一不小心在冰上滑了一跤,差点跌到山谷下面去,等站起来怎么都找不到那包年金了,想来是掉到山谷下面去了……”老伴“知其好周人急”,笑着说:“掉下山谷还可以找回来,如果是为了救人那可就找不回来了。”万彦斋只好实话实说,老伴一向贤淑:“咱们老两口的日子好说,那妇人一家三口可是要命的事儿,不能不帮,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人家,就得说话算话,再筹措二十两银子,你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典当就典当了吧。”
附近有个放高利贷的人,“非以物作抵,虽至亲不能通一钱”,万彦斋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什么可典之物,仓促间突然想到,因为为人正直可靠,所以族里一向把宗祠的钥匙交给自己,于是趁着除夕夜,把那放高利贷的叫到祠堂,将桌椅门窗都拆了典给他,凑够了银两。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城门口,把银两给了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妇人,然后匆匆折回家中。
大年初一,全族要到宗祠里祭祖,一到祠堂门口,大家都傻了眼,门窗全无,里面除了祖宗排位,更是空空如也,以为遇了盗贼,群情汹汹要去报官,被赶回来的万彦斋拦住,他承认是自己把宗祠里的东西典当了,只说是自己欠了债,年底用来还账了。“族众咸忿,群起诮让,公默然不辩”。
族长知道万彦斋的品行,“疑必有他故,劝众暂归,俟三日后再议,众始散”,然后他独自跑到万彦斋家,恰好赶上那位中年妇人从牢里赎了丈夫出来,一路找到万彦斋家中,登门叩谢。族长感慨道:“擅自盗取祠堂的物品,必须惩戒,然而救人一命乃是大善,相信一定会有好报的。”然后召集族人,把实情告诉了大伙,宣布将万彦斋开革出宗祠,什么时候考上举人,为族里增光添彩,什么时候再让他回来。
这一年的秋天,万彦斋科举高中,族长不仅请他重回宗祠,而且“为之开宴庆贺”。之后,万彦斋官至通州学正,还生下两个儿子,人们都说这是他在除夕那天救人于危难的善有善报。
二、为助人,无米下锅
在万彦斋的事迹中,我们除了为万彦斋的义举感动之外,还必须注意到古代中国那种质朴、向善的“民风”,无论是老伴还是族长,他们都非常清楚什么是大义,紧要关头怎样取舍才是正确的选择,而这恰恰是当下最需要恢复的“传统”。
大量古代笔记中的记载,证明类似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广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道德标准。清代曾衍东所著笔记《小豆棚》记载,浙江有个名叫辛得仁的书生,在一个富人家坐馆教书,“岁暮解馆,得束脯八金”。在归家的渡口,见打牌夫妇二人在岸边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辛得仁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丈夫说:“眼看到年底了,索债的人天天堵在家门口逼债,说是如果再不还钱就要把我的老婆卖掉抵债,我们两口子实在走投无路,准备一起投水自尽……”辛得仁一听,心下恻然,把八两银子都拿出来给他们,让他们拿去抵债,夫妇俩再三拜谢,才相扶而去。
辛得仁回到家中,把事情给妻子一讲,刚刚讲到一半,妻子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年金拿出来救救他们两口子呢?”辛得仁笑道:“我已经倾囊相授啦!”妻子这才欣慰地笑了。
这一天是除夕,家中空无一物,下锅的米都没有,妻子卖掉一条红裙子,才算买来酒食,辛得仁随口吟道:“红裙沽清酒。”妻子立刻接道:“黑箸蘸白盐。”两口子苦中作乐,好像不知道床头米罄、灶底烟寒一般。
当夜,在窗外的爆竹声中,两口子缩在床上睡去,辛得仁梦见一处琼楼玉宇的地方,大门左右挂着一幅对联:“关关金锁户,卷卷玉钩帘。”恰与他和妻子所做之诗相续。
开春后,辛得仁又去那户富人家当塾师,恰好富人的母亲去世,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辛得仁想到父母年事已高,也请风水先生帮助留意一块好地。“至一处,见鹿卧地,人至奔去”。风水先生说:“此地形状恰是金锁玉钩,乃是上好的吉壤。”听得“金锁玉钩”四个字,辛得仁想起梦中那句“关关金锁户,卷卷玉钩帘”来,不禁十分吃惊,正在这时,突然跑来两人将他拉住,开口便叫恩公,辛得仁一看,竟是自己借给钱的那两口子,他们说:“得到你的钱还债,总算熬过了难关,一直想报答你,今天终于得见!请问恩公怎么在这里?”辛得仁便把自己跟着风水先生一起找吉壤的事情说了一遍,指着那块鹿卧之处道:“只是不知道那是谁家的地方?”两口子道:“这本是我家的一块薄地,愿转让给恩公!”不仅如此,辛得仁双亲去世后,两口子帮助他营葬,而事实证明此地确是风水宝地,因为辛得仁当年就科举高中,官至都宪。
《履园丛话》中亦记有钱塘王云廷先生之事,此人善良厚道,有一年过年,一个已经被辞退的仆人欠了别人的钱,债主找上门来,王云廷把事情告诉他,债主不依不饶,“遽肆咆哮”,非要王云廷偿还这笔欠款,“公即代偿之”。不久,家里人赶庙会买了把笤帚,卖笤帚的人又找到家里,说他们给了一把的钱拿了两把,家人感到很委屈,说并无此事,但王云廷还是把钱给了那小贩,小贩临走还冷笑着骂道:“你们要是不心虚,怎么肯给我钱呢?”气得家里人不行,都认为王云廷软弱,王云廷却觉得大过年的,都不容易,让别人开心地过个年,纵使自己吃点亏也是值得的。此后,王云廷于雍正丙午年高中乡试,而他的儿子王际华于乾隆年间考取探花,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在世人看来都与他王云廷的行善积德密切相关。
三、为公事,坚守部堂
不仅是乐于助人,在大年三十这阖家团圆的一天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也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
吴炽昌所著笔记《客窗闲话》中,记叙有一年除夕夜,明武宗微服出宫“历六部九卿公署”暗访,发现各个衙门都空无一人,直到进了吏部,突然听见有人在哼唱南曲,他推门进去,发现一个小吏“陈盘肉壶酒自歌自饮”。那小吏见有人来,以为是其他衙门来办事的,殷勤地请他入座喝上两杯。明武宗也不推辞,与他对面而坐,边吃边聊,问他除夕夜怎么不回家过年?那小吏说:“我是浙江来的挂名小吏,家不在京城,这除夕夜,上官和同事们都有家可归,我又没处去,便干脆在衙门里过年了。”明武宗说:“京城繁华,有的是可以寻乐子的去处,何以要在此只身一人呢?”小吏乐呵呵地说:“我看部堂之内,剩余了很多年前没有办完的公文,再拖延不办,会耽误公事,所以干脆留下来办公,还买了酒肉自斟自饮,也算自得其乐。”这时窗外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明武宗与小吏一起观赏完了除夕的烟花,才离开吏部,小吏怕他喝多了酒摔倒,还提着灯笼送了他一程。
第二天,小吏正在收拾行囊,做节后返乡的准备,突然郎官紧急召唤他进宫,说皇帝要见他,小吏很惊讶,因为他官位卑微,根本没有面圣的资格,却又不敢不去,急匆匆进了宫,上了殿,才发现坐在龙椅上的正是昨晚一起喝酒过年的“哥们儿”,吓得他魂飞魄散。明武宗说:“你能在别人回家过年的时候,能够忠于职守,勤慎可嘉。”然后将他提拔为一般由吏部尚书署理的太湖司巡检。
《清稗类钞》中亦记有一事。乾隆年间,京城有个姓王的乞丐,平时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年纪渐大,才托朋友在当铺找了个杂役的工作,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毕竟位置低微,没人看得起他。有一年除夕,典当铺要清账,“主者核计簿,屡舛”,账目太乱怎么都核算不清楚,老板正在发愁,王某小心翼翼地说:“让我试试?”当铺的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谁知“王持筹一核,符合”。老板大喜:“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才能,怪我有眼无珠!今年庙会你跟我一起去吧!”当时北京每年正月,“隆福、护国诸寺各有定期之市”,当铺里期满未赎的物品,往往在庙会上设摊销售,因为王某的参与,这一年当铺在庙会上赚了个钵满盆盈。
正好有个太监来庙会买东西,认识了王某,也知道了他精通财务,便说:“以你的才能,应该是做大生意的,岂能甘于在当铺里做个朝奉,你明天到我位于东华门内南池子的住宅来,我跟你合伙做生意!”于是王某跟当铺老板辞职,到太监家去,太监出了一大笔钱,在东华门开了家绸缎店,由王某经营,“王虽骤得志,然不改其度”。
这一年是乾隆乙未年(公元1775年),依例是海外各国的进贡之年——日本也不例外。乾隆皇帝在接见日本使臣的时候问:“你们觉得我国的风俗民情如何?”那使臣说:“天朝不仅士大夫读书明理,就连商贾也注重信义。东华门有位姓王的绸缎商,跟我做生意时,知道我是日本使臣,银两的周转不便,便坦然把货物赊给我,还怕我初到京城,人生地不熟,陪我逛街看剧,馈赠我食物,深情厚谊,令我十分感动,中华的文明教化,实在不是我们这样的海国所能望其项背的啊!”
乾隆皇帝本来就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一个绸缎商给自己挣这么大脸,牙差点儿乐碎了。第二天召见了王某,“由内务府拨银五十万两,命王司之,王辞太监,而自设缎肆”,从此成为官商,“以此益富”。
无论济人钱财、助人为乐还是忠于职守,都是不经意间的“随性而为”,只是平日里好事做多了,做惯了,除夕这天也习以为常,跟那些只在3月5日才学雷锋的人不是一码事。也许有人会说,古代笔记中的记叙,有真有假,有写实有杜撰,多少人积德行善一辈子,都未必能得到“善报”,但是,人一生最大的善报,不恰恰就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吗?大年三十,盘算盘算过去的一年但有助人,无愧于心,那年夜饭吃起来也格外的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