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大运河畔的乡土文学社 农民子弟拿起笔来也不含糊
2017年11月23日讯,今年是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去世整20周年。在他的老家通州西集,仍有很多同乡纪念着他。这不仅因他是运河文学的标杆,更因他在上世纪70年代回村生活时,给一批农民子弟办过文学培训班。正是这次机会,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机会放下锄镐,转而围坐在大师身边讨论诗与远方。如今看来,这场文学启蒙仍显得难能可贵。
2017年11月,于大明(左一)和吴德龙在两河文学社内审校书稿。
时光流转,这批曾经的“学生”大多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仍笔耕不辍。两年前,他们在西集成立了“两河文学社”,这可能是北京众多民间文学团体中平均年龄最大,也最草根的文学社。除坚持写作,他们还想给西集的中小学生也办一次文学培训,就像绍棠先生曾做过的那样。
难忘大师启蒙
上世纪60年代,年少成名的刘绍棠回村生活。当时很多人读过他的作品,但见过他的人却不多。
1969年,杨殿武在儒林村排练节目,听说“神童作家”也在场,他“干什么活儿都没心情了,就想见绍棠。”杨殿武溜出队伍,顺着村民的引导走上运河大堤,看到树下背坐个人。杨殿武问:“大爷,您看见刘绍棠往哪儿走了吗”对方一回头让他大惊失色,这人长着极方正的脸,戴一副黑边眼镜,三十多岁的样子,答:“我就是”。
1979年,刘绍棠(前排右一)在辅导杨殿武(后排左三)等西集文学爱好者(记者翻拍)。
杨殿武这才知道,这位大作家不是老头儿,他这么年轻。儒林村的邮差后来告诉杨殿武,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但刘绍棠坚持订报。送报时,邮差还没走到村口,就见刘绍棠在那儿等着,他是想看看其他报刊的好文章。下雨了,刘绍棠把伞借给邮差,那是一把稍显贵重的桐油伞,按说不该随便借人,但刘绍棠把伞和他的布垫子都递给邮差,让他给邮包遮雨。听到这样的故事,杨殿武对这位作家更崇敬了。
1979年,乡土文学在西集回暖。郑增顺和杨殿武收到了通县文化馆发来手写信。郑增顺记得,这封信寄到了生产队,内容是邀请他参加绍棠先生组织的文学培训班,“我们去培训,又算工分又管饭,连给我‘准假’的生产队长都跟着高兴,说这是荣誉。”培训班上,绍棠先生亲自为这些农民子弟授课,讲文学体裁,讲写作技巧。谁求教于他,他都给人留下自己的家庭住址。可见,这位作家是多想在家乡播下文学的种子。
时光流转,今年郑增顺已经72岁。他常被人提到的身份,是西集镇的老水利工作者、企业厂长、尹家河村书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写诗。杨殿武今年68岁,而这个标准的农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
圆了不敢想的梦
农民的日常是与锄镐作伴,如果干农活时总惦记着写作,会让人家觉得他“不正经”。退休后,通县肖林中学的语文教师于大明成立文学社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5年,他和好友吴德龙、郑增顺闲谈时,三个人同时提到成立文学社的想法。一个纯民间的,弘扬运河文化的,足够让大家发挥余热的文学组织“两河文学社”孕育而生。“两河”的含义,是指西集镇境内有大运河、潮白河两河经过,两河文学社代表着西集的文学。
于大明被推举为了社长,吴德龙是秘书长,郑增顺是常务副社长,杨殿武是副社长,在天元小区成立自管会的吕作华是副秘书长。成立文学社需要钱,于大明和吴德龙拍拍大腿,各拿出1万元积蓄作为文学社写作基金。现在文学社有近60名社员,这都是当年散落在通州各村的文学青年,这是一片农民的文学园地。
西集镇政府旁的一间15平米的小平房,如今是“两河文学社”的所在地,也是于大明的宿舍。每周一到周五,他都住在社里,给社员校书稿,组织开会讨论书稿。
文章面前不分高低
今年57岁的刘月英,是41年前于大明在农中当老师时的学生,也曾是班中写作文最好的孩子。后来,刘岳英在师范大学学了物理,在通县四中当领导后习惯了公文写作。加入文学社后,刘岳英写的文章,总带着一股“工作总结”的味道。“几轮磨合之后,我彻底把她文风给改了。”于大明觉得,乡土文学作品,最重要得有真情实感。
文学社还有一名社员,是初中还没毕业的退休保安。一开始,这位老者写出的文章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于大明打电话催着他改稿,把他叫到文学社来面谈,一篇文章前后改了四次,可算有些作品的感觉了。
今年,文学社组织参加了纪念刘绍棠逝世20周年的征文活动。这些绍棠先生曾经的学生,以及和他不曾谋面的读者,在一周之内投稿30篇,其中26篇得到发表。
然而作为社长,于大明没有一篇作品入选,因为他的文章被社员们“毙稿了”。“我也写了文章,而且自己改了3遍,大家一起改了两遍,但讨论之后,还是觉得不好。”于大明自愿选择退出,这让其他社员很受震动。“真正的作品是用质量说话,除此之外的人情、身份都不管事儿。”
还想再玩一把
今年,于大明已经67岁。他的眼睛,一只已经视网膜脱落,另一只是1800度的高度近视,但他每天仍坚持审校两个小时的书稿。他有时觉得,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已经结束,更想帮助别人发表作品。
他记得1983年曾在西集中学搞了一次征文比赛。这不过是校级的征文比赛,但对一位特殊学生来说,却是一次人生转折。当时于大明刚接手一个班,教导主任找到他说,学校刚转来一位刚劳教出来的插班生,你要不要?于大明没犹豫,要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位插班生充满抵触和自卑,和其他同学格格不入。
怎么让他融入集体,于大明找了各种机会,可没想到是这次征文比赛。在投稿后,这位插班生的作品脱颖而出,拿下全校唯一的一等奖。30多年后,他成为北京多家民营公司的常务高管,还培养出一个硕士生儿子。回来看老师时,常提起那次征文带给他的信心。
文学创作需要传承,但社员们如今普遍有一种担心,运河文学的发展会出现断档。看看文学社,最年长的社员已经80岁,最年轻的社员也54岁了,大家“太渴望吸收年轻社员了”。
社员们有了一个计划,想给西集镇的中小学生办一次文学培训,找找好苗子。于大明说,他“想把通州乃至北京的好作家请来,给孩子义务上课,不收孩子的钱。但作家也可能没有课时费。如果想感谢一下,就请他们喝顿二锅头吧。”
现在,大运河文化带也在建设,更需要发掘保留老百姓的文化。“万一这些孩子里诞生下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呢,得先鼓励他们把笔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