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上邪

韦应物带着新婚夫人和家人一起在武功宝义寺避乱、读书。因他受佛教影响很深，与僧人交往甚密，曾多次选择佛寺居住。韦应物洁净向佛，住在官舍时，他也“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诗作在朝鲜传播广泛，深受朝鲜诗人喜欢。朝鲜诗人对韦应物的品格也特别欣赏，“扫地焚香”就属其中之一。
代宗广德元年（763），韦应物出任洛阳丞。此时的洛阳风光不再，“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任职期间，他因约束劫掠士兵，和同样刚直为政、任河南尉班的侄子一同遭受告讼，便告疾罢官隐退，居于同德寺。

总体来说，韦应物的一生都是在官、隐中转换。他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是干脆辞职再不出仕。也不同于王维，王维虽然一心想隐居，但始终未离开官场，只能在休假时去山中别业小住。韦应物则是做官一段时间，隐居一段时间，交替进行。他不能彻底隐居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的可能是少年蒙皇恩，不忍弃朝廷而去，加之家族荣誉感督促和经济原因迫使——韦应物自幼丧父，家产本不丰厚，战乱后想必也损失不少，为官时赶上朝廷动荡、国力不足，薪俸也少，他又为官正直，与白居易、刘禹锡同被后人誉为奉职守法、清廉贤能的“循吏”，故而经济窘迫。

大历九年左右，韦应物回到长安。在京兆尹黎干的推荐下，任京兆府功曹等职，历任高陵县令、鄠县县令，并出使云阳视察水灾、去蓝田访查民情。大历十四年（779），在被调任栎阳县令时，韦应物再次以疾辞归。这次以疾辞归不完全算托辞，韦应物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好。不过，亦有为了避祸之目的：大历十四年初，曾经举荐他的黎干因牵涉到代宗皇子继位问题，被新登基的德宗赐死。三年前遭遇了丧妻之痛的韦应物本已心力憔悴，再遭遇黎干之变，更是穷于应付。

建中二年（781）四月，韦应物被起用为从六品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两年后，建中四年（783）出刺滁州。此前，韦应物为官都是在长安、洛阳，这次滁州是远行。但滁州虽为下州，滁州刺史却为正四品下，毕竟也算升迁。韦应物墓志称其“三领大藩”，即指他担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兴元元年底，韦应物卸任。由于贫穷无路费返程，他在滁州西涧闲居，“昨日罢符竹，家贫遂留连。部曲多已去，车马不复全。闲将酒为偶，默以道自诠。听松南岩寺，见月西涧泉。”

韦应物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他的存诗中却有近五分之一的诗作是写在此地的。滁州在彼时还是“州贫人吏稀”、“四面尽荒山”的闭塞荒芜的古郡，是韦应物的诗作首次让其在文学史中立足。另一位让滁州“名扬”文学史的诗人，是两百多年后“环滁皆山也”的欧阳修。

贞元元年（785），韦应物出刺江州。在江州任上，他仍然是兢兢业业地爱民如故，“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宾朋未及宴，简牍已云疲。”贞元三年（787），赐封扶风县男，食邑三百户，入京为左司郎中。一年后，贞元四年（788）出任苏州刺史。贞元六年（790）届满离职。离职后再次因盘缠不足而无法回京候选，借住于苏州城外永定寺，“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贞元七年（791）卒于苏州，十一月归葬洛阳少陵原。故韦应物又称韦苏州。

韦应物的交游范围广泛，与顾况、皎然、秦系、孟云卿、刘太真、畅当、阎防、薛据、丘丹等人均有诗文唱和。他的诗以五古著称，现存诗作中，近一半为五古。诗中颇多寂寥意象，有禅味、道意。司空图是最早将韦应物和王维并论的，“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但他的写景禅诗与王维的不同，王维的是置身度外，韦应物是身临其境，他写的就是周遭的生活。

司空图之前，最早给予韦应物诗作高度评价的是白居易，“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韦应物的田园诗由写意转向写实，从隐逸向悯农过渡，直接开启了白居易、李绅、元稹的新乐府。

苏轼将韦应物的诗作影响又提到更新的高度，“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问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又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苏轼也有和韦应物的诗作。苏轼的赞誉将韦应物和柳宗元并称为“韦柳”，和“王孟”并称为唐代田园山水诗四大代表。后世又将韦柳与陶渊明相比，形成陶韦柳之说。

韦应物虽然被称为大历、贞元时期的诗人，可他的诗作中盛唐的特点较为明显，与同期其他诗人的风格很不同。他的诗作中有对盛唐繁华的回忆、豪迈雄放之气、对民生的关注和实践理想的热情。他的歌行体保持了盛唐以散句为主的风格，而非像中唐的格律化。“独应物之诗，驰骤建安以还，得其风格云。”宇文所安的《盛唐诗》最后一章以《盛唐的挽歌》为标题讨论了韦应物诗作。可惜这一曲盛唐的余音，也随着韦应物客死江南而泯灭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