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上邪

“校园小书法家”席地而坐，现场书写唐诗三百首

贺知章，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出身于官宦世家，“少以文词知名”。同其他大诗人一样，贺知章也是从小显露才华，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大器晚成。武周年间，他三十七岁才金榜题名。四十七岁后，中宗神龙年间，他与张若虚、包融、张旭并称为“吴中四士”，文辞之名渐渐被京城所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器晚成的好处是人生过半，已无少年轻狂，激进的功名之心亦缓，故其未如“方外十友”去走终南捷径、追随皇帝行在四处“隐居”，更未处心积虑地逢迎张氏兄弟求内宠提携。远离权力中心，没有机会令荣华突至，亦避开政治斗争的锋芒。

中举后何年释褐不可考，目前有史可查的记录是，贺知章于五十四岁被授以八品上的四门助教，次年升职为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又迁为从七品上的太常博士，为重译的《宝积经》润色。从七品上不如正七品上的官职高，无故“被降职”，是因为太长博士的实质地位更高，也由于受时任宰相的陆象先的举荐。陆象先既是贺知章的亲戚，又是密友，欣赏他的清谈风韵，号称一日不见贺知章便觉了无生趣。陆象先对贺知章的评价虽有些夸张，但贺知章确实是善于谈吐，语言风趣，性情平和、舒朗，“当时贤达皆倾慕之”。此后，贺知章的仕途一路平稳发展，升职到朝议郎、户部员外郎、起居郎，五十八岁时被任命为陕王（即肃宗）的侍读，又升为秘书少监、直学士、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八十岁升职为正三品的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直至八十六岁请辞还乡。其中，六十七岁时，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同日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和集贤殿学士，“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

在仕宦期间，他的诗文书法才能被充分肯定。玄宗到东岳泰山封禅，具体的礼仪、祷天的文章皆与贺知章商讨，贺知章还为祭祀的乐章作歌词。皇帝宴饮、重大问题决策，他更是不离左右，多有应制、唱酬（贺知章传世的二十多首诗中，三首是与玄宗唱和、奉制之作）。他的文章在当时名气很大，善写，常“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不少大臣还请他书写墓志，润笔颇高（已出土八篇由其撰写的墓志）。贺知章善草、隶书，“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书法造诣之外，亦足见其才情。贺知章的书法在唐代与张旭起名，被评论为“落笔精绝”，“如春林之绚彩”，“胸中所养不凡，源深流长，自然之道”，传世《孝经》卷被誉为唐代草书之代表。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藏贺知章草书十二幅，惜已佚失。绍兴东南宛委山南的飞来石上，曾有贺知章所书摩崖石刻十二行，原刻在南宋嘉泰年间漫灭，现在的石刻为后人重刻。张旭之外，另一位唐代书法家钟绍京也是贺知章的好友，画圣吴道子还曾向贺知章学过书法。

贺知章对唐诗的继往开来作用显著，具有“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效应。他开创边塞诗雄壮激昂的风格、确立写景送别诗明朗向上的情调、开启“宫怨诗”之先河、培育了清俊脱俗的天然美的风气、突破咏物诗固有的范式；首创向往隐逸遁世的田园诗，成为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派的鼻祖；注重言情、讲究情景交融的诗歌写法对李白、杜甫较大；家喻户晓、后世尊为启蒙级的《回乡偶书》被评定为回乡诗篇的奠基之作。然而，在巨大的声誉面前，贺知章始终不骄不躁、正直坦荡，即使晚年放纵嗜酒，“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他的肆意也仅是生活中不受拘谨，其实暗自有度。他喜好交游，所交往的人上自公卿、下自百姓，还有不少方外之人，饮酒、谈诗文、参禅论道，不涉政治、不求利益、不拉帮结派。他提携后进，善识人。据说初见李泌时，贺知章便断定“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当然，最著名的轶事是为李白金龟换酒、并向玄宗举荐李白。李白之外，贺知章在孟浩然第一次入京时便与其相识，亦与王昌龄、严挺之、李邕、颜真卿的父亲颜惟贞等交好。显而易见，若以现代标准而论，贺知章智商、情商俱佳，人格完善、心理健康，教养、修养双优，故被时人评为“雍容省闼，高逸豁达”。

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下，当贺知章高龄提出返乡入道的请辞后，玄宗许之，并“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为了便于家人照顾他的生活，还提升他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司马为闲官，赐绯鱼以示皇恩。更大的荣耀是“帝赐诗，皇太子、百官践送”，玄宗于长乐坡为贺知章摆酒宴。此次集会与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一样，为文坛史上的盛事。与会者写诗赠别，集结为卷，玄宗作序。返乡后不久，贺知章卒。送别贺知章后，玄宗才辞退李白，亦足见其对贺知章的特别照拂。不仅玄宗推重贺知章，肃宗亦然。去世后十四年，念及当年侍读之情，肃宗追赠其为礼部尚书。贺知章并非肃宗作皇子时唯一的侍读，获此恩典，可知肃宗对他的看重。受到玄宗、肃宗父子并重的文人、大臣并不多，贺知章能如此功德圆满，可谓奇才。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