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铃铛承载两代人的重恩:血乳恩情今相报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乎血乳恩情!扶助贫困老区、开展希望工程,这是妈妈生前最关注的事情。从我记事起,老人就经常告诫我:“孩子,记住,咱们娘儿俩的命,是老区百姓给的,千万不要忘本!”
作者 尹西林
插图 王金辉
1998年腊月,老妈走了,清理遗物时,我从母亲的钥匙链上解下一只小铜铃铛。小铃铛被磨得金光灿灿,它载负着山西吕梁乡亲给我们两代人的重恩。在悲悼妈妈的日子里,妈妈生前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再次从铃铛声中传出:
母亲名叫解秉权,抗战初期是山西朔县妇救会领导人,1942年调任兴县三区(现康宁镇)任抗日妇救会主任。
1944年4月,妈妈生我时,区领导派了一位姓尚的农民牵着黄牛护送,目的地是百里外河西神木县八路军120师手术医院。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赶到了黄河边,过了黄河,到了彩林镇。彩林镇旁边有个小河,名叫贺家川。当时遇上暴涨的山洪,桥被冲垮了,为了抢时间,老尚决定涉水过河。黄牛驮着妈妈在河里艰难地浮游着,湍急的洪水流映得母亲头晕目眩,她趴在牛背上一动也不敢动。老尚牵着牛,在齐胸深的水里前行探路。越走水越深,到了河心,他一步踩空被洪水没顶,顷刻被大水冲走。岸边传来老乡们的呼救声,男人们沿岸奔跑着搭救老尚,对岸一大群婆姨尖叫着,举手招呼妈妈,要她闭起眼睛抱紧黄牛。牛在水里缓慢地吃力游动,老尚在水中拼命挣扎,幸亏远处有个转弯河岔处拦住了他。村民把他拉上了对岸,众人为他揉腹控水,这时老尚脸色苍白,不会说话,只剩下一丝细气了。为护送我们娘儿俩,老尚险些丧命。
我出生第三天,妈妈就出院了。回程路没有牲口,也无人照顾,母亲只好把我装放在一个大篮子里用臂弯挎着赶路,如同难民逃荒似的。从河西贺家川到河东兴县康宁镇这段路走了20多天。母亲产后没有奶水,一路上大人孩子受尽了罪,只得走十来里路就依村住下。兴县是晋绥边区首府,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党的威信很高,干部行路住宿用不着什么介绍信,每到一村落脚,村干部就热情接待安排食宿,主动召集有奶水的婆姨给我喂奶,极富同情心的姨娘把最充足的奶水给了我。就这样,每到一村我就吃三四个女人的奶,像传送接力棒一样,走一村吃一村,就是靠着吃百家奶,我们母子回到了康宁镇。
三区下属十几个自然村,每村有一个抗日妇救会员。张家崖村的妇救会员名叫猴派子(兴县人谑称小辈为猴),是张家最小的妯娌媳妇,心直口快,是宣传抗日、组织劳军支前模范。母亲回镇后,她见主任没有奶水,当下自告交由她的二嫂喂养我。
奶爸叫猴炮,是张家老二,靠种十几亩崖头薄田养家度日,他家有两个男孩,家境十分贫苦。我去他家前几天,正在吃奶的老二让饿狼叼走了,小哥是离家院不远的山坳里遇害的,奶妈守着孩子的尸骨悲伤了好几天,撞墙哭骂自己对不起小儿子。就在奶妈掩埋了孩子的当晚,猴派阿姨把我续到她的怀里,于莫名其妙之间,一个新生命拼命地吮吸着奶妈乳汁——啊,爱子复活了!那孔乌黑低矮的土窑洞又有了笑声。
奶爸话语不多,只知闷头干活。自我到他家后,奶爸便早起晚睡,高高兴兴担起烧火做饭的家务活。逢有村民取笑,他就大大方方回应:“婆姨看好孩子要紧,再让狼给叼走,咋跟咱八路军交代!”于是奶妈理直气壮专心致志地喂养我,几乎是寸步不离,这一年,我快成了她的贴身肉。懂事后,母亲一次一次给我讲述张家娇宠我的故事:“你在人家里,天一亮,奶爸下炕挑水、烧火、做饭。你奶妈在炕头上,全身抖着把你亲个不停。张家的土窑又黑又破,娘儿俩拥被而坐,你那脑袋像袋鼠幼子一样探出被角撒娇乱叫。奶妈把你惯得可不成样子了,边摇晃边唱‘西毛眼,我的骨香香,西毛眼,我的骨香香……’奶爸为了给你吃好穿好,决意去挣现钱,果断变卖了家田,给地主老财当长工。歪打正着,本是中农成分,这下变成了赤贫雇农。”
几年前,我请奶哥奶妹们来京游玩,他们还为家里成分一事再三感谢我呢。妹妹们更有奇思,说没二哥哪有我们,是二哥冲喜了妈才怀上我俩的。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啊,多么厚道,厚道得令人热泪难止!
兴县土地贫瘠,抗战时期军民终年以黑豆、甜甜饭为食。由于营养不足,我打小严重缺钙,一病就抽风不止,愁坏了奶妈全家。2岁时某晚,我突然发烧抽风,人缩成个小肉团。母亲闻讯从区上回来探望。抢救中,我的人中被掐得红肿,还是不省人事。奶妈吓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发抖。后来,母亲索性把我推到后炕,独自向隅揩泪,连声叹息“不行了,这孩子活不过来了”。窑外漆黑,天降着大雨,母亲和奶妈不停地哭泣着。忽然窗口火把齐明,原来是三区的刘区长带着好几个年轻农民来到窑前,他们搀扶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进了家门。老太太是周围数十里有名的“扎针婆婆”,她那高超的针术,曾救了许多军民。后来才知道,猴派阿姨见我病危,跑到区里通告了刘区长,他马上找了几个身强力壮农民,扛着支前用的担架去接针婆婆。夜雨瓢泼如注,十几里道路之泥泞坎坷,抬担架农民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针婆婆进了窑洞,命奶爸立即点火烧水,让奶妈和母亲脱光我衣服,老人脱去湿鞋从容上炕,打开针包,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针从头顶到面部、颈部、胸部一直扎到心口,我的全身布满了长针,呼吸还是困难,不会动弹。刘区长抽着旱烟,叉手在地下急得转来转去。当针婆婆把那根长针在脐部深扎下去的一刹那,我突然大哭起来。顿时,窑洞里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孩子活了!”母亲和奶妈用脸贴着我的脸大哭:“骨香香,你可吓死妈了。”
天明了。临走时,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三尺土布答谢老人。针婆婆摇首推却:“你们八路军,背井离乡,拼上命到我们兴县打日本救中国,为咱老百姓服务,不容易!给娃儿治病,应该呀,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在奶妈家,母亲与我曾经历了一次最惊心的生死事件。
日寇投降前,对兴县进行了一次扫荡。事发非常突然,母亲来不及躲避,慌乱中抱着我与村里的婆姨们一起往山上跑。她们被鬼子兵赶到崖顶,母亲坐在山崖边,做好了牺牲准备。她背过身,把绑腿、挎包扔下了深渊准备跳崖。反正是个死,她决意死也拉个日寇垫背,跳崖同归于尽!
鬼子兵端着刺刀凶狠地扯掉妇女们的头巾检查女人发型,妈是女八路,留短发解放头。群众为她紧张死了。危难时刻,身边几个妇女好像约好了似的,突就把我从妈怀里夺走,她们决心拼死也要保住主任这点骨血。婆姨们搂着沉睡的我,然后挤在一起,用层层身躯围护着母亲……
每次忆起当年这个场面,母亲都会揩泪低泣良久。那是日寇刺刀下的生死之交啊!那次扫荡,所幸远处枪炮声大作,鬼子兵逞凶没多久就跑步撤走了,张家崖乡亲们躲过了一场血腥的劫难。
1963年我参军前,父母让我回兴县探望恩人。回张家崖村后,我整天守着奶爸奶妈。分别十五年了,这次团聚全家过了幸福的一周。奶妈和奶爸还像从前那样,让我这个大小伙子睡在他俩中间,重温天伦之乐。说起那次日寇扫荡,奶妈抚我头夸我乖,说日本兵咋吼你也不醒,我娃好命呀,你要闹,可杠大祸了。
一年多以后,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时,我学会了走路。奶妈高兴之余更不安心了,为防不测,她把一大串铜铃铛紧系在我的胸前和背后,我走到哪里铃铛便响到哪里;只要听铃声一响,她就立刻放下手中活计,冲出家门将我追赶回来,小铃铛成了报警器。
1947年,我3岁那年,母亲调回朔县工作,她费尽了心机哄我断了奶。离开张家崖时,母亲给奶妈留些钱物,以谢育子之恩,奶妈连连摆手,低泣着,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向母亲“传授”育儿之道……离开奶妈,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雁北解放区。
战乱年代,我和妈妈漂泊不定,家里许多旧物都遗失了,唯独那个小铜铃铛,母亲像对待宝贝那样把它和自己的钥匙紧拴在一起,时时刻刻系在腰间。
现在母亲已走了,小铃铛又回到我身边,它是我生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