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藜

中国古代酿酒业到宋朝已相当完善，宋代朱肱著有一本《酒经》，记录了当时丰富的酿酒理论和实践经验，书中光是记载的酒曲就有十多种。酒曲是古代造酒的原材料，是米、麦等原料质变产生微生物后形成的。宋代造曲极为发达，各色品类多样，香泉曲、香桂曲、杏仁曲、瑶泉曲、白醪曲、莲子曲等，听起来竟像是一盘丰盛的点心。造曲程序多样，以“杏仁曲”为例，每份用一百斤面，十二两杏仁，去掉杏仁的皮和尖再捣烂，用装着凉开水的汤盆浸泡。再将泡好的汁液平分拌在面中，曲料这才算做好了。这还只是造曲，前后还要经过卧浆、淘米、煎浆、合酵、上槽、收酒、煮酒等工序，才能酿造出一瓮杏仁酒。看着这些字眼简直像在做饭，仿佛都能透着书页闻到白醪莲子的香味。

即便比现代的酒浓度低，古代的酒也是有浓有淡的。宋朝时，人们把浓度高的酒叫“劲酒”，浓度低的叫“和酒”，从字面意思也能看出两者口感的不同。南宋诗人杨万里爱喝酒，把和酒称作“金盘露”，劲酒称作“椒花雨”，还专门说：“余爱椒花雨，甚于金盘露。”真是重口味，放到今天，他肯定也是那种酷爱白酒，全不把黄酒啤酒当酒的人吧。越是刺激越是喜欢，越是沉醉越是迷恋，这种人从古到今比比皆是，如我辈这种不胜酒力的，只能隔书兴叹。

酒在中华文化里扎根很深，不仅影响大而远，而且国人在酒里浸润的时间也久，几千年前的先秦人就留有许多蛛丝马迹。后世人喜欢寻根溯源，于是附会出许多种关于酒的起源。有人说酒是和大禹同时代的一个叫仪狄的人创造的，也有人说它是更晚些时候的人造出的，代表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杜康。这种争论总是因得不到确证而永不会休止，但真正好酒的人才不管那些，李白就写诗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将美酒视作天造地设的美物，明明是这么不讲理的说法，却偏偏无法反驳。这话很像李白天马行空的风格，但这其实并非诗仙的原创。李白一定是读了东汉马融的《与曹操论酒禁书》，当时马大儒为了反对曹操禁酒，言辞切切地一一列举出来，“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总之饮酒是一桩既有来头又有体统的事儿，要禁酒就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得罪了。

总之，历朝历代的人们是堂而皇之地爱起这杯中物来。尤其到了魏晋，《世说新语》中说当时选名士的标准是“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没事儿“痛饮酒”就能得一个“名士”称号，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时人几乎是人人“纵酒”。这当然也和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有关，借酒避世的竹林七贤，人人都以善饮著称于世。刘伶曾乘坐鹿车，一边走一边喝酒，还让人拿着铁锨跟在后头，嘱咐别人“死便埋我”，不是极想得开的人说不出这话。阮籍性子仿佛更沉一些，面对黑暗的局势，“胸中块垒”也堆得多些，“故须酒浇之”。嵇康喝酒也喝得潇洒，“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和他临死也惦记着乐曲《广陵散》的风度很一致。

醉是酒后的一种常态。南宋时有个爱酒的军官举过这么个例子，“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如果喝酒却没喝醉，那就算是白喝了。看到这个又得到安慰，原来自己不得趣不是因为没有赏鉴能力，而是因自己从不曾好好醉一番吧。那个号称“（喝）死便埋我”的刘伶曾作《酒德颂》描述醉情：“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一片浑浑噩噩之态，仿佛只要有了酒，环境或者身体的寒暑都无惧了，真的假的也都不需要在意了。跟他同类的人也有很多，西晋张季鹰放纵不羁，时人劝他爱惜身后名，他却放纵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还有五柳先生陶渊明，贫而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也不管跟前有没有人有，醉了就打发人家说：“我醉欲眠，卿可去。”这种态度看着既无奈又潇洒，但有人却觉得并不值得效仿。朱肱《酒经》中就批评说：“酣放自肆，托于曲蘖，以逃网世，未必得酒中趣尔。”可见，在很多人心中，长久沉溺酒中而消极避世，也不是酒趣所在了。

但偶尔陶醉于其中却不是不可以的，毕竟人们也需要偶尔脱开现实的琐细。唐初诗人王绩被人称为“得全于酒”，说此人的才华全凭酒来成全。他写过一篇《醉乡记》，说“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几千里也”，将醉后之境描绘得比桃花源还要迷人，也比桃花源要更遥远。他还模仿陶渊明写了篇《五斗先生传》，描摹过醉中的情境：“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这状态也真是很难不令人向往，读到此，叫人不得不下定决心一定要约家人朋友在霜天雪夜里喝一次酒了，并且要能喝到醉才行。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