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呼延云

众所周知，《大鱼海棠》取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这一篇——说是取材，其实基本上是芥子里寻须弥，在只言片语中衍生出的一个全新的神话故事。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童谣，关于大鱼的记录也一样，宋朝以前的笔记中不仅多见而且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宋朝以后的笔记中就不仅稀少而且有板有眼，一如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脚踏实地，不再浮想联翩——虽然这挺没劲的。

一、大鱼往往是凶兆

汉魏六朝时期的笔记中，大鱼不仅够大，而且够奇，随便抓出一条都是个午夜故事。比如东方朔所撰《神异经》里记载过一种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从个头来说不算太大（按照汉尺计算，长度大约1.84米），但这种鱼奇在白天是鱼，夜里就化为人，有那胆大力壮的渔民捕到了，也是没辙，因为其“刺之不入，煮之不死”，唯一的办法是在煮鱼的锅里放上两枚乌梅，才可让其乖乖接受烹饪，“食之可止邪病”。

西晋张华所撰《博物志》里，专门有一篇写“异鱼”的，记录了东海有一种牛体鱼，“其形状如牛”，将其皮剥下悬挂起来，“潮水至则毛起，潮去则毛伏”，颇有点“鱼灵感应”的意思。

相比上面这俩，西晋崔豹所撰《古今注》里记载的才是真正的大鱼：“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惊畏，皆逃匿莫敢当。”这段记录除了鲸鱼大的有千里长比较扯之外，其他的尚算真实。

不过，见到大鱼或捕到大鱼，对于古人而言，往往不是什么吉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嬴政游东海，“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之后很快就生病死去。这只是亡身，更加糟糕的是亡国。晋代学者干宝在著名志怪笔记《搜神记》里记述：汉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一共捕到了四条；汉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一丈一尺”，一共捕到了七条，都很快死了。汉成帝宠爱赵飞燕姐妹，荒淫无道，是西汉衰亡的起点，汉哀帝有断袖之癖，宠爱董贤，放任丁傅两家外戚祸乱朝纲，致使皇朝病入膏肓……赶这俩当口获得渔业大丰收，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西汉如此，东汉也一样，“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众所周知，汉灵帝是我国古代“亲小人，远贤臣”的优秀代表，这些正验证了善于预测灾异的学者京房在《易传》中提出的理论：“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除此之外，在不该见到鱼的地方见到鱼，更不是什么好事。《搜神记》里记载：太康（晋武帝年号）中，有两条鲤鱼，不知怎么出现在了武库的房顶上，“武库兵府，鱼有甲鳞，亦是兵之类也”，加上乌鸦嘴京房在《易传》中又讲过怪话：“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惹得时人惶惶不安。果然没过多久，那个问饥民为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晋惠帝登基，诛杀大臣杨骏，“矢交宫阙”，又将皇太后杨芷废为庶人，活活饿死在金镛城，再往后是战火纷纭十六年、让无数黎民百姓蒙难的“八王之乱”……在干宝看来，这一切“都是大鱼惹的祸”。

二、大鱼竟为魂所附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历史笔记中的大鱼渐少，异鱼增多。比如唐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写过一种“印鱼”，“长一尺三存，额上四方如印，有字”，别看印鱼不大，但哪怕是最大的鱼见到它，也唯恐避之不及，因为这鱼专门负责下病危通知书，“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唐李冗所撰《独异志》中写过一条白鱼，长三尺，可化作美女，“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不过大鱼也有，五代杜光庭所撰之《录异记》里记述：“南海中有山高数千尺，两山相去十余里，有巨鱼相斗”，格斗中鱼须挂在山上，“半山为之摧折”，充满了好莱坞奇幻大片的既视感。

不过，这一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鱼，当属唐李复言所撰《续玄怪录》中的一则故事。蜀州青城县主簿薛伟突然生病，人事不省，“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一家人围着他，不忍入殓。一连二十多天过去了，这一日他突然坐了起来，对着目瞪口呆的家人说：“看看我的同僚们是不是正在吃鱼，如果是，就让他们放下筷子过来，听我说一件新鲜事。”同僚们闻听得薛伟醒了，都很高兴，一起赶来。薛伟慢慢地说：“渔夫赵幹钓到一条巨大的鲤鱼，藏起来不卖给官府，被发现后，鱼遭到没收，他本人挨了五鞭子，是不是这样？”大伙儿都愣住了：“你不是一直躺在病榻上吗？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清楚？”薛伟长叹一声道：“他钓到的那条大鱼，就是我啊！”

同僚们大惊失色，薛伟这才把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这样走出了县城，薛伟感到非常快乐自在，“其心欣欣然”，好像被关在囚笼中的野兽释放了出来。渐渐地，他走进了山中，山道崎岖漫长，有些闷热，于是便下了山，沿着江边行走，只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空”。看着这美景，薛伟突然想要游泳，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

薛伟自幼游泳，成人后——尤其是当官以后，每日穿着官府，正襟危坐，再也没有游过，这时入了水，便觉得清凉彻骨，舒爽至极，不禁感慨道：“人生在世，原来还不如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快活！”话音刚落，有一个鱼头人身的家伙，骑着一条鲵鱼过来，宣读河伯的命令：“既然薛伟想做一条鱼，就化成一条巨大的赤鲤吧！”薛伟再一看自己“即已鱼服矣”！他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反而因为身体变化的缘故，游得更加欢畅，“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

玩归玩，肚子饿了还是件麻烦事，薛伟往前游，见县里的渔民赵幹正在垂钓，“其饵芳香”，薛伟想，我到底是人，不过暂时穿了身鱼的外衣，怎么能吃他的鱼饵？可是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他又琢磨起来：我到底也是县里的主簿，就算赵幹钓到我，岂能杀我？于是吞了鱼饵，被钓上岸。赵幹见这么大的一条鱼被自己钓到，开心极了，“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恰好官府派人来买鱼，他藏匿大鱼不卖，被搜了出来，挨了五鞭子。薛伟被“拎”到官府后厨，放在砧板上准备宰杀，薛伟急得大叫起来，厨子根本听不懂“鱼语”，“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就在断头的一刻，薛伟醒了过来，悟到自己因病失魂，竟魂附鱼身。

三、大鱼原来是龙妻

北宋年间，对大鱼最“情有独钟”的学者当属刘斧，他在著名的笔记小说集《青琐高议》里，竟记录了两则关于大鱼的故事。

第一则是他亲历的，有一年他在南通当狱吏，“秋八月十七日，天气忽昏晦，海风泯泯至，而雨随之”，当天夜里，海潮声好像万鼓齐鸣，隐隐的还传来一种十分诡异的声音，“若有数千人哭泣”。第二天一早，发现沙滩上卧着一条大鱼，长百余丈，“望之隆隆如横堤，喘喘待死”，岸上的居民们拿这条大鱼没有办法，等了三天还是死了，额上好像还盖着个朱红色的章，估计就是前面提到的“印鱼”给盖的。可惜这么大的一条鱼，“身肉数万斤，皆不可食”，但是鱼油可以用来点灯。谁知转过年来南通发生瘟疫，死亡率接近50%，刘斧感慨“巨鱼死，亦非佳瑞也”。

其实稍加思索，就明白这条被冲上岸来的大鱼乃是一条鲸鱼，它的死和一年后的瘟疫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相比之下，《青琐高议》里另一则关于大鱼的记录，更加神奇。宋仁宗嘉佑年间，广州一个渔翁在夜间打渔时，“网得一鱼，重百斤”，等到带回岸上一看，这条鱼竟长了一张人脸，“腹有数十足，颈下有两手如人手，其背似鳌，细视颈有短发甚密，脑后又有一目，胸腹五色，皆绀碧可爱”。渔翁问了一圈同行，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只好带回家，放在庭院里，以一领竹席覆盖之。

“夜切切有声，鱼者起，寻其声而听之，其声出于败席之下，其音虽细，而分明可辨，乃鱼也。”渔翁蹑足附耳听之，那鱼叹息道：“因争闲事离天界，却被渔人网取归”，渔翁吓坏了。第二天一早，有个叫蒋庆的人来买鱼，渔翁赶紧把这条大鱼出手卖掉。蒋庆用一个巨大的竹笼将大鱼带回家，半夜听见那鱼又在嘀咕：“不合漏泄闲言语，今又移来别一家。”蒋庆的妻子很惊讶，跑来查看，大鱼说自己口渴，想喝水，蒋庆搬来一只巨盆，装上井水，把大鱼放在里面，大鱼却还挑三拣四，说自己住不惯井水，蒋庆只好又派仆人去海边运了海水过来，大鱼洗了海水浴，果然不言声了。

这天晚上，蒋庆喝了点酒，壮起胆子，拿了把刀来到大鱼面前说：“鱼能说话，闻所未闻，你赶紧讲清楚你到底是谁，不然吃我一刀！”大鱼赶紧说：“我是龙王的老婆，因为跟龙王吵嘴，愤然离开皇宫，想搬到岸边住，不意被渔翁捕捉，你要放了我，定有重谢！”蒋庆便将它带到海边放掉了。半年以后，龙王的老婆真的托人给蒋庆带来一串精美的珍珠，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笔记中的“大鱼”已经不再是早年被独立记载的个体了，而是成为了小说或故事中的某种“道具”或“角色”，有趣固然有趣，却缺少了可以让人无限想象的空间。相较之下，南宋末年的学者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一则笔记，虽然高度写实，没有任何杜撰的成分，读起来反而让人豪情干云。有个名叫莫子及的人，性情一向慷慨豪迈，当学官之后因言获罪，被贬到石龙（今广东东莞石龙镇），他不像其他被贬官员一样夹起尾巴做人，而是买了一条大船，“泛海以自快”。他指挥着大船一直往北开，“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莫子及拔剑胁迫继续往前开，船夫只好听他的。突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滔天巨浪像翻滚的小山一样涌来，波浪中，三条大鱼时隐时现，“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船夫们“皆战栗不能出语”，莫子及却兴致大发，饮酒作诗曰：“一帆点破碧落界，八面展尽虚无天，柂楼长啸海波阔，今夕何夕吾其仙！”

莫子及所追求的，与薛伟相仿，都是在官场混迹良久而心生厌倦，渴望如大鱼一般自由狂放的人生。当代人读《庄子·逍遥游》，总喜欢把“北冥有鱼”视作是气势宏大、展翅高飞的励志象征，其实这是“满拧”的误会。庄子的本意，一个人要想成为鲲鹏，不必有所作为，应该无所牵挂。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