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溥

因出身名门，再加上后来学贯中西，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时，年仅36岁的陈寅恪与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成为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赢得了“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美誉。

陈寅恪不仅悉心教书育人，还潜心研究学问，他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经典著作，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短暂回国后做蔡锷秘书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籍是江西义宁州，即今江西省修水县。因生于农历庚寅年，他的排行为恪字辈，祖母黄氏为其取名寅恪。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曾担任过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后官至湖南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但因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他曾参加戊戌变法，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并称“维新四公子”。不仅如此，他的诗写得非常好，著有《散原精舍诗集》及《续集》、《别集》等，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生在世代书香之家，陈寅恪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1年陈寅恪随父母迁居南京，入学堂读书。学堂除传授传统经典外，还教授数学、音乐、英文等新知识。1902年，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即著名画家陈师曾）自南京经上海赴日留学。

与陈寅恪兄弟同时到日本留学的，还有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其中包括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到日本后，一同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各专业的补习学校。

从1902年留学日本开始，陈寅恪也开启了自己的出国留学之旅：1910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次年春转入瑞士苏伊士大学，1913年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期间，通过王国维的介绍，陈寅恪结识了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十四种语言，并拥有大量敦煌莫高窟的经卷，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敦煌学。与伯希和结识之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然而正当陈寅恪在学术上大有进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之中。1914年，陈寅恪不得不匆忙回国。

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新成立的经界局工作，担任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方有关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探讨中国经济界发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陈寅恪在北京住在哪儿，经界局的地址在哪儿，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有一个地方陈寅恪应该是常去的，这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家世交蔡锷的府邸。陈寅恪也可能就住在那里。蔡锷的府邸在哪？就是如今棉花胡同66号。

这个院原来是袁世凯的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后来何家迁回天津，房产由一个亲戚代管。1913年11月，袁世凯不放心倾向革命，且拥兵于云南的蔡锷，将他诱调至北京，委以参政院参政、经界局局长等虚职和闲职。袁世凯将蔡锷安排住在这个院，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

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装出一副胸无大志、沉溺酒色的样子，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并在陕西巷与名妓小凤仙结为知己。另一方面，他又对外称与妻子不和，常与妻子吵架，妻子“一气之下”，带着蔡锷的母亲离京返回湖南。1915年11月11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锷秘密潜出北京，绕道日本，进入云南。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蔡锷积劳成疾，1916年赴日治疗，不久便病逝，享年仅34岁。

就在1915年底蔡锷离京后，陈寅恪很快也离开了北京，结束了他第一次北京之旅。

1918年秋，陈寅恪再次出国，到哈佛大学留学，因博学多才，成绩突出，他与汤用彤、吴宓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三年后的1921年秋，陈寅恪又由美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深造，至1925年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在留学的这十几年中，未获取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虽然他主要研读的是巴利文、梵文等语言，但他兴趣广泛，无书不读，涉猎了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他接触过多种西方文化理论，构建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成为我国近代学贯中西，独树一帜的学术泰斗。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8月，清政府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学校作为校址，故名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

清华学校自建校以来，延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重视学科建设，学校发展很快。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校长，筹备将清华升格为大学，成立大学部。1925年2月聘请吴宓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一段时间内，清华学校中形成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部并存的局面。

吴宓深知要办好研究院，聘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一流学者来校任教是关键。研究院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吸收英国牛津等名校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吴宓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选拔聘请研究院的导师。曹云祥校长动员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并主持院务。胡适谦辞，并推荐说：“非一流学者，不能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吴宓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很快聘请到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梁启超、王国维来校任导师，但章太炎拒绝了邀请。后吴宓又聘请到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在聘请陈寅恪时却遇到了不少周折和麻烦。因为陈寅恪尽管留学多年，学贯中西，但却一无学历，二无学位，三无著作，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声望。

陈寅恪为何能进清华，与学术大师们一同当上研究院导师呢？这个问题是学术文化界长期热议不休的话题，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大致有胡适推荐说、梁启超推荐说、吴宓推荐说等。其实，1918年陈寅恪留学哈佛时，汤用彤、吴宓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而1926年吴宓又是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吴宓为陈寅恪争取到了研究院导师这个职务，或更合理与可信。

陈寅恪曾回忆说：“1925年回国前受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因父病请假一年，于1926年开始就职。”他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成为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清华四大导师。

当年7月7日陈寅恪抵达北京，住在西河沿新宾旅馆。当天吴宓去拜访，第二天又亲自到旅馆接他到清华报到，并安排住在工字厅的西客厅。

工字厅是原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原名工字殿。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是一个工字，故得名。清华初建校时，它是学务处所在地，后来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和交往应酬的中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在后厅下榻。

陈寅恪进入清华园时已36岁，但因多年在外留学，专心学术，无心考虑个人问题，一直没有婚娶。他自己住在西客厅，觉得工作、生活很不方便，希望换个住处。当时，很多教授住在南院住宅区。它建在清华学校大门以南的坡地上，1921年建成。有甲、乙两种户型各十套。甲种为西式洋房，建在北、东两面，乙种为中式院落，建在南、西两面。四面住宅内向围合的一块方形场地，作为南院住户共享的运动场。

当时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住南院二号，学校把陈寅恪安排到南院一号，和赵元任相邻。陈家与赵家是世交，陈寅恪平时在赵家“搭伙蹭饭”。杨步伟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帮陈寅恪料理家务，陈寅恪觉得方便多了。饭后他们常一起聊天，有时王国维也来参加。大师们这种放松式的学术聊天，使他们互有启发，相得益彰。

住处解决之后，1928年春，经友人介绍，他与出身名门、端庄贤淑且受过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唐筼女士相识。当年7月，两人宣布订婚，并借赵元任家举办订婚喜宴。8月30日，他们在上海喜结连理。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唐筼不仅是贤妻良母，还是陈寅恪的知音和助手。他们同甘共苦，经历了四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一同走完了人生之路。

自1926年至1937年底，陈寅恪在清华任教十二年。前五年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清华正式转制为清华大学，后七年陈任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自1930年起兼任中央研究院委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在北平的这十二年是陈寅恪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他年富力强，加之读书研究环境相对舒适，教书育人条件安定祥和，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面世。在史学研究中，他将东方传统与西学相结合，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初步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国学研究人才。

曾租住在姚家胡同

约在1929年前后，陈寅恪在城里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西四驴肉胡同以南的姚家胡同。西四牌楼的周边，在元、明时曾有多种牲畜市场，因而留下了羊市大街、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等多处与家畜相关的地名。而当时羊市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东段）往北的第一条胡同，称为驴肉胡同，想必这条胡同里也有驴市场或是集中卖驴肉的地方。清代时，家畜市场逐渐消失，民国时被雅化改称为礼路胡同，这就是今日的西四北头条。

西四北头条的南边主要是历代帝王庙、广济寺等建筑的后墙，没有多少住户，北边却有不少大宅门，曾是达官显贵的宅邸。据说清代的大贪官和珅就在这条胡同里长大，并从这里发迹的。和珅的家族隶属于正红旗，其父当过正二品福建副都统，家就安置在正红旗管界内的驴肉胡同。和珅在这里长大，步入仕途，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乾隆皇帝还把女儿和孝公主赐婚给和珅之子，和珅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和珅与皇帝联姻后，旗籍由正红旗改为正黄旗，他在什刹海西岸建造了豪华的新府后（即后来的恭王府），才搬离驴肉胡同。

在西四北头条中段路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姚家胡同，南口通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胡同3号，就是陈寅恪在城内所租的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来到北京，便住在这里。父亲住在正院堂屋东侧主卧室。当时陈寅恪的大哥，著名画家陈衡恪（陈师曾）已去世，大嫂住在西屋。陈寅恪及家人平日住清华园寓所，周末及假期乘车回城与父亲团聚，来这里时，陈寅恪住在东跨院内。

陈三立曾游西山，看到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园林遗址，他义愤地连叹“国耻”！他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深感忧虑。他爱憎分明，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斥他“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再版自己的诗集《散原精舍诗》时，他愤然删去郑所作之序，以示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游说陈三立与他们合作，均遭到严词拒绝。一天又有一汉奸上门，他呼喊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面对日寇的猖狂，他绝食五日，最终忧愤而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面对日寇日益猖獗的侵略行为，平日性格恬淡的陈寅恪，也表现出刚烈而深沉的爱国热情。早在“一·二八”事变之前，陈寅恪便将长女、次女分别命名为琉球、小澎，要自己的女儿们“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澎湖”（其夫人唐筼为台湾巡抚唐景菘的孙女）。他作诗多首，表现对日寇侵略的谴责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另一方面他更抓紧时间研究与著述，希望多为国家与民族保留一些文化根脉。

这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手术治疗，但术后需调养多日，陈寅恪为了保全个人民族气节，他决定先不做手术，在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便携妻女于1937年11月初，离开北京，结束了他十二年的清华学术生涯。

重返清华园

1937年底，陈寅恪离开清华后，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在长沙、昆明、香港、桂林等地辗转，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等。尽管多地迁徙，但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学术研究。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著作使他跻身于世界著名史学家之列，陈寅恪也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在长期的颠沛流离和日夜研读中，本来就有眼疾的他，双眼近乎失明。1945年春，陈寅恪受英国皇家学会之约飞赴英国治疗眼疾，但疗效不佳。回到国内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程到南京看望他，聘请他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妇将两个女儿留在南京读中学，携小女儿美延自南京北上，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园受日军破坏，一派破败，尚未恢复。学校将他们一家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新南院52号。

新南院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住宅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1934年2月校评议会决议在南院住宅以南，新建高标准的教授住宅，原计划建44套，后实际建成30套。均为独栋单层的花园洋房，由著名建筑师沈理源设计，当年10月底竣工。房屋内部均为当时最先进的设施，如取暖设备、浴缸、抽水马桶等。

当时的陈寅恪仍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还兼任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导师。校长梅贻琦见陈寅恪身体病弱，双目基本失明，要他先休养一段时间，身体许可先做些学术研究，不急于开课。但陈寅恪回绝了，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月薪水不少，怎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在陈寅恪的坚持下，课很快就开了，中文系、历史系各开一门。为了照顾他，讲课就在他家稍大的一间房内，以免他奔波劳累，学校还给他配了两名助手。

陈寅恪始终把上好课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即使是讲过多次的熟悉课程，课前他也要参考多种典籍和资料，反复思考，认真备课。课后要助手们去征求学生意见，然后再修改讲稿。陈寅恪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向他求助或求教的学生来自哪所学校，或是出自哪位老师门下，他都会不图回报地给予耐心指导或帮助，希望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对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后辈，他更是倾力相助。比如对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生，他都给予过悉心帮助指导，展现了一代大师教书育人的风范。

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时，国民党已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的冬天气候严寒，新南院住宅虽装有供暖设备，但学校资金短缺，无力供暖。陈寅恪体弱畏寒，也无力购煤取暖。知道此事的北大校长胡适想赠一笔美元供陈买煤取暖，陈寅恪却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图书卖给北京大学，以换取胡适欲赠的美元。

当年具体承办此事的季羡林几十年后回顾此事说：“适之先生想赠送寅恪先生一笔数额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文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晚年在广州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激烈进行，清华园内人心惶惶。南京政府拟定了一个所谓“抢救计划”，组织北平学者南迁，陈寅恪是被接的重点人士。但此时他对国民党政权已十分失望，不愿再与其合作。正在犹豫之间，他的妹夫、时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催促他离京。俞大维估计北平会有一战，他担心陈寅恪一家的安全，特捎来口信，要陈寅恪务必随胡适一起搭乘飞机离京。仓促中，陈寅恪只带了简单的行李，于12月15日和家人一起在南苑机场搭上了南下的飞机。陈寅恪百感交集，途中赋诗一首，其中一句为“去眼池台成永诀”，表明这一去，可能很难再回古都了。

到了南京，陈寅恪并没有打算留在那里，更没有打算去台湾。他只在南京住了一晚，便到上海，接着乘海轮去了广州。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一家到达广州。从此开始在广州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陈寅恪先在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曾几次邀请他回北京工作，都遭到了他的婉拒。陈寅恪一直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在亲自给高年级授课的同时，他又写了多篇论文，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次运动中，陈寅恪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以及身体等原因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生活上也受到很多优待。郭沫若、周扬、胡乔木、陶铸等人都到中山大学看望过他。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陈寅恪还是遭到严重冲击和摧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他的夫人唐筼安排完陈寅恪的后事后不久，在11月21日晚，因突发脑溢血，追随丈夫而去。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寅恪开始得到公正评价，中国文化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掀起一股“陈寅恪热”。然而陈寅恪身后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却费尽周折，直到34年之后才最终解决：2003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寅恪113岁诞辰，陈寅恪夫妻合葬于庐山松门别墅旁的一座小山上（他父亲陈三立曾住过五年，现在属于庐山植物园）。植物园将墓址所在的小山岗命名为“景寅山”（景仰陈寅恪之意）。当天，在新建的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陈寅恪夫妇终于叶落归根，入土为安。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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