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铁猊

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展区   潘之望 摄

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对联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是华人们过年的重要习俗。当人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贴年红（春联、福字、窗花等）的时候，意味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

对联雅俗共赏，深受古代文人的喜爱，皇宫之内也不例外。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里，就有蒋廷锡、吴昌硕、钱沣、赵之谦、翁方纲等名家书写的对联。比如清代书法家翁方纲的《行书八言联》：

草木文章发地枢机，花竹和气验人安乐。

而去年的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展区中，小门楼上也有一副门联，内容为“槐花衍庆，树德滋荣”。本期的“品读”就向读者们介绍一些古代文人及皇家与对联的趣事。

翁方纲行书八言联

春联的起源颇为曲折

春联的形成，要从中国的门神说起。

据《山海经》讲，海外度朔山有桃树，方圆三千里，众鬼居于树下。其东北有鬼门，神荼、郁垒守之。凡遇恶鬼便以苇索缚之饲虎。神荼、郁垒就是最早的门神。依照这一传说，除了神荼和郁垒，老虎、苇索、桃木也都有了驱鬼辟邪、守卫门户的功用。于是，每当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人们便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上画神荼、郁垒或是老虎，挂在门上，以保佑全家一年平安。后来的人图省事，只分别写上神荼、郁垒四个字就行了。渐渐地，人们开始用吉祥祝语替代神荼、郁垒，这就是春联了。

而另一种说法是，第一副春联的作者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国君孟昶。公元964年，临近过年时，孟昶命大臣书写新的桃符，他嫌写得不好，于是自己写了两句。据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也就在孟昶写春联的那一年，宋太祖发兵把后蜀灭了。想不到的是，派去接管成都的知府恰好姓吕名余庆。而早在四年以前，赵匡胤就已经把自己的诞生之日，即每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定为长春节了。孟昶的对联，先说要“纳余庆”，又把赵匡胤的长春节称为“佳节”，这第一副春联竟有了改朝换代的威力，实在不可思议。

后蜀的灭亡当然不是这副春联闹的，关键还是政治腐败。据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险据一方，君臣多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七宝是什么？是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等七种珍宝。用这七种珍宝镶嵌在尿壶上，足见其荒淫程度。所以当赵匡胤见到七宝溺器，椿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此，不亡何待。”

孟昶有个宠妃叫花蕊夫人，她有一首《述亡国诗》，诗是这样写的：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当时的情况是，仅有一万宋兵压城，后蜀的十四万人竟不战而降了。孟昶感慨道：“我父子以丰衣足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竟不能东向发一矢！”只得把城献了。孟昶和花蕊夫人被押解去汴梁的路上，有个地方叫做葭萌驿，花蕊夫人在壁上题《采桑子》半阕：“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后有好事者续上后半阕：“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有人说续的格调不高，其实你能对一个在如此处境之下的古代女子还有什么更高要求？

春联起源于桃符，宋朝时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元日》，就写到了当时过年换桃符的风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关于王安石，民间还有一个他因对联而科考高中、巧得姻缘的传说故事。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路上恰逢元宵节。他见一大户人家门前高挂走马灯，灯下悬一联，意欲征对招亲。联曰 “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不出，便默记在心。到了京城，不想主考官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为题求对。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对答，因而顺利得中进士。归乡时，他又一次路过那户人家，得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考题联回对，竟被招为东床快婿。一副对联，竟成全了王安石两大喜事。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当不得真。

古代高官所写对联故事多

朱元璋是一位特别喜欢对联的皇帝。他有不少与对联相关的故事。有一次过年，他下令南京全城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大年夜他到城里巡视，看见有一家门上没贴。一问，原来那家是个屠户，会杀猪会劁猪，就是不会写字。朱元璋一听情有可原，自己提笔写了一副给屠户：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第二天夜里他又来查看，发现还是没贴。再一问，原来屠户一家把这副御书的春联恭恭敬敬供在了堂上。朱元璋大喜，赏赐有加。屠户有了钱，再不干杀猪营生了。

还有一次，朱元璋微服游多宝寺，见到有好多幢幡上面写着多宝如来佛号，便对随从的人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在场的一位叫江怀素的学士闻听此言，知道皇上对联瘾又犯了，随即对上一句：“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兴头上把马屁精江怀素提拔做了吏部侍郎。

清朝咸丰九年是大比之年，殿试中，前几名进士难分高下，咸丰便命众人当场撰写颂扬大清国的对联，算是加试。孙家鼐略作思索，写下一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光是歌功颂德，还把清朝咸丰之前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号都写了进去。咸丰见了大喜，便把孙家鼐擢升为当科状元。孙家鼐世代书香，兄弟五人之中竟考中三名进士。家乡安徽寿州有“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之说。他是晚清重臣，与翁同龢同为帝师。此外，孙家鼐还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他奏请在学堂开办医学专业并设立附属实习医院，也获得批准。对联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又或多或少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有人因对联而得官，也有人因对联而得钱。

清朝末年，广州某女写了一副挽夫联登在报上：撒手又何悲，数十年贫病交加，纵我留君生亦苦；贱躯何足惜，八千里翁姑未殡，因君累我死犹难。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见而赠银千两。张之洞是封疆大吏，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早年曾求见张之洞。见其名帖上书“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颇为不悦，便在纸上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差人送出。孙中山当即对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暗自吃惊，遂见。不过他们的会见并无成果。联想到孙中山也曾投书八千言于李鸿章而被拒（有人说是因为李鸿章听不懂孙中山的粤语而被逐出），现在很多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憾。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辛亥元勋黄兴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传檄而定的统帅。但当你看到他撰写的联句（笔者收集到四十副左右），为其境界所感动的同时，也为其深厚的学养和文字功力所折服。如题徐锡麟烈士楼联：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黄兴死后，章太炎先生的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无公则无民国；有史便有斯人。

熊希龄是前清翰林，是北洋时期的一任总理，他出生在湘西凤凰，19岁时到沅州求学，沅州太守朱其懿有个妹妹才貌双全，待字闺中。朱太守欲以对联试才择偶，在府中亭柱上题联“种数盆花，探春秋消息”，邀全州秀士作对。熊希龄以“蓄一池水，测天地盈亏”而拔头筹，遂与朱其慧喜结良缘。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版本：朱太守并非对联招亲，而是让前来求婚的学子每人画一张画，必须画花，还要在画上题诗。熊希龄画的竟然是棉花，他的题诗也只有一句：“此君一出天下暖”，确实别有意境。

小凤仙献祭蔡锷之对联为代写

古代关于对联的故事很多，还有因他人代撰对联而成为历史名人的。

民国初期的京城名妓小凤仙曾为蔡锷将军所眷，由于暗助蔡锷出逃云南举事讨袁，遂被誉为青楼侠妓。世人对她的赞誉主要源于她献祭于蔡锷灵前的两副对联。

其一：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忍抛儿女情怀，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其二：

不幸周郎偏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事实上，这两副对联均为他人代撰，第一副联的代撰者是易实甫，第二副联的代撰者是罗瘿公。易实甫、罗瘿公乃民初风流名士，所撰之联令小凤仙名声大噪。

章太炎对弟子黄侃多有嘉许，曾劝其著书立说。黄侃不肯轻易而为，言“年五十，当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岁，章太炎书赠一联以为生日之贺：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

此联用典虽多，但寓意浅显，贺寿之余又重提当年之诺，应该是不错的一副对联，只是没想到其中竟嵌入“绝命”二字。更没想到的是当年的10月8日，黄侃竟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北京大学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创立的，当时叫作京师大学堂，经办人就是前面讲到的孙家鼐。由于是个全新事物，所受到的质疑与阻力是我们现在难于想象的。过程中还死了一个叫王长益的人，死因竟与对联有关联。

据记载，王长益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成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辞，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

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需要说明的是，对王长益一事的记载，据传是出自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的讲话，只是不知真伪。

清华大学国文试卷

曾出“无情对”

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还闹过一段对联公案。

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国文试卷中出现对联题，入学考生试题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等；二、三年级转学生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是“墨西哥”。出题之人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当时对出下联者少之又少，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对出来的也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如“孙行者”有径对“猪八戒”的。

陈寅恪

陈寅恪是清末知名的国学大家，而且还被评为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传奇人物。在校园里，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遇到了文史方面的难题，都向他请教，堪称一部“活字典”。陈寅恪所出的试题“孙行者”，就是典型的“无情对”。无情对是对联的一种格式，对联一般要求上下联内容要相关，配合要紧密。但有一种对联，只讲究上下联字词相对，至于内容则各讲各的，绝不相干，使人产生奇谲难料，回味不尽的妙趣。这就是所谓的“无情对”。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此举招致非议。有人在报上攻击清华大学不该让学生做对子，迫使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上发表《答记者问》，又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阐述其理由，指出做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事实上，陈寅恪先生自己是有答案的，比如“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另外，学生也不是都对不上来，就有学生对以“祖冲之”而令陈寅恪赞赏不已。当时的考生、后来的北大教授周祖谟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对的都是“胡适之”。

梁羽生在《名联谈趣》中指出，陈寅恪所出对联使用了明暗双重古典，单纯从字面上看，以“祖冲之”对“孙行者”是最好的，“王引之”也比“胡适之”更工整。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