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杂志早就红过不止一次。2016年，华辰影像春季拍卖会上，《远东》杂志新系列仅卷三（共五卷）就拍得20700元，令不少人惊叹不已。作为中国最早采用照片的出版物之一、中国早期摄影史乃至亚洲摄影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范本，以及欧美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争相收藏的宠儿，《远东》早在2010 年已经在摄影圈子火了一把。

杂志于1870年5月由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在日本横滨创刊发行，于1878年12月停刊，共计发行5卷25期。杂志创刊伊始系双周刊，1873年7月开始改为月刊。杂志内容既有报刊的时效性，又辅以海量的原版照片，共刊载了20余位摄影师的750余幅作品，是研究19世纪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原始刊物之一。

做零工的针线娘

教了150多名外国人的董先生

陆女为蚊所食。来自一幅中国画。

《远东》杂志可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First Series）于1870年5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发行。虽然主编布莱克的办刊初衷是希望介绍中国、日本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习俗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杂志基本围绕日本展开。

京都最受欢迎的艺伎——阿梅

后来，布莱克移居上海，于1876年7月重新出版了《远东》杂志，并将其命名为“新系列”以示区别。“新系列”《远东》杂志刊载内容以中国为主，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自然风景、人文建筑、风土民情和历史人物的照片和文章，涉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厦门、重庆、宁波、镇江、香港、澳门等地，并穿插了一些关于日本的内容。

根据《远东》杂志中的一则广告记载，1876年9月该“新系列”杂志的订户大约是300人。但由于其刊载的中国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的内容和照片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本杂志受到了对华感兴趣的西方人士的欢迎，1877至1878年间，其发行量增加到了1000份。

上海公园中的凤尾兰

清朝独轮车

从火轮船公司栈桥南望上海外滩

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1826—1880）曾是一位记者、撰稿人，他爱好摄影，还拥有不错的摄影技术。其中，《远东》杂志中收录了布莱克在中国拍摄的大部分照片。《远东》杂志1877年1月刊刊登了他拍摄的《上海西城门与城墙》（仪凤门）。这张照片作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流传甚广。然而目前关于他在远东地区的摄影和出版活动的研究还很少。

上海西城门与城墙

与以往报纸杂志采用版画制作插图的方式不同，《远东》杂志采用在页面上手工粘贴原版照片进行视觉化报道的方式，这是中国出版印刷史和图像传播史上从插图向照片转型的重要证据。因此要全面地了解《远东》杂志，必须了解为其拍摄照片的摄影师，他们包括杂志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洛伦佐·菲斯勒（Lorenzo F. Fisler）、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圣朱利安·休·爱德华兹（St. JulianHugh Edwards）、沃森（J.C. Watson）少校等一系列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方摄影师。除此之外，公泰（Kung Tai）是杂志中唯一被提及的中国摄影师。

镇江海关

首位华人律师伍廷芳先生

李鸿章

《远东》杂志1876年9月刊刊登了由菲斯勒所拍摄的李鸿章肖像照片，并为此表示感谢：“读者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去年菲斯勒在北方时为李鸿章拍摄的。难能可贵的是，这张照片展现的是这位伟大人物日常生活的形象，并不是官场的形象。感谢菲斯勒善意地允许我们刊登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目前留存下来的菲斯勒拍摄的最著名的照片。

除了照片，《远东》杂志还刊登了大量文字报道，由于是外国人的视角，今天读来也很有趣。比如开头提到的“冒充北京高官的清代骗子”，报道这样写道：

我曾听说过一个这方面的巨骗——湖南人李应泰（Li Ying-tsai）。虽然从未指挥过士兵，但他买到一顶军官的红顶戴，带了许多随从，从北京来到奉天，派头十足。许多地主都非常愿意结交他，给他提供住处和食物。他谎称来这儿是要指挥一支将要成立的军队。他拜访了清朝的图将军，并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名帖，理所当然受到良好的招待。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发现奉天本地的一位皮货商正等待向他推销货物。皮货商希望他买下自己的皮货。半天前，这些勤奋的商人正为存货犯难，当时奉天城里还没有这样一位显赫的陌生人。这个骗子确实需要一些皮货。地主告诉皮货商这位贵客刚刚得到了图将军的礼遇，所以当这个骗子向皮货商暗示他刚去了城里，现款还没有到账时，商人表示不用急着付款，并将自己手里上好的皮货留在了骗子家中。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皮货商来了。如往常一样，他如此这般囤积了足够的紫貂皮、狐狸皮等。他把这些货物放在房间中的一些皮箱子里。骗子外出时戴着红顶戴，乘坐马车，拜访那些更加富裕的商人。

北京的马车

买到高官的商人

在奉天戴这样一副顶戴的军官十分受人尊重，这些商人在短时间内借给这位军官一大笔钱，并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北京的汇款到达之前，这个骗子必须偿付一些账单，不过，他发现不止一个商人愿意帮助他。于是，他带着借款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欠款单分给众位商人，然后用这些钱买来组织军队的必需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购后，有一天早上，他带着他的侍从和车夫早早离开了住处。经常上门走动的皮货商来到他的宅院里，他们并不担心未偿付的银子，只是想看看这个军官是否需要更多的皮货。门房（奉天旅馆的每个套房都有专门的人值守）告诉商人们军官一早就动身了，说他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具体去了哪里——也许是去了满族将军那儿。商人们继续等待，直到他们意识到军官离开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不断增加的皮货商都确信他只是去拿当日答应给他们的货款罢了。而且，在看到他平日里就放在桌子上的许多箱子和饰有流苏的军帽后，他们更加确信他不会离开这座城市，于是都安心地继续等下去。然而这种信心却一直在减弱。也许是由于午间的饥饿，他们走进了他的房间，近距离观察了他的官帽，发现顶戴上珍贵的红宝石没有了。此刻不安和怀疑占据了他们的脑海。他们命令门房打开那些箱子，以确认他们的皮货是否安全。门房打开了一个，发现这是个空箱子，再打开第二个、第三个，结果都是一样的。所有箱子里的剩余物加起来也值不了一个钱。众多商人卖给这个骗子的皮货，总价值数千两银子，借出去的银子也有数千锭，就连门房也得到许诺说要在富裕的地方给他一个大公司。但是现在，这只鸟儿已经飞走了，连影子也没留下，只余一堆空空如也的箱子和一个破烂帽子……

如果您对1870年代的北京感兴趣，不妨看一看《西洋镜》这套最新推出的书，内含180余张珍贵照片+46万字原刊报道，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来源：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 作者 西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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