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与以往的名家谈读书不同，今年，我们请一位年轻而“资深”的读书人、写作者谈谈阅读。这基于几点考虑：第一，阅读是古老的人类行为，但阅读并不是一件老旧的事，如浪潮般，在承继中才能不断焕发新质；第二，随着90后、00后成长起来，年青一代日渐成为阅读主力，与前代读书人相比，受到多元文化滋养、纵横于网络世界的这一代有着全新的成长环境，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丰饶的阅读语境，令他们在年轻时就有机会展示出更宽阔的视野与更深远的思辨，让人感到可期的初生力量；第三，对很多人而言，年轻时潜心读书的日子最令人难忘，人生起始时读的那些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如文中所言，正如同钱理群、陈平原等前代学人引领了作者，这份个性化的读书回忆录中有对自身阅读理路的梳理，也不乏对同龄和更年轻读者在读书选择、学术选择乃至人生选择上的启示——读书的事，正是如此，在对过去的一次次回顾与省思中，我们奋力向前。

每逢“世界读书日”，都绕不开阅读史的话题。陈平原先生写过一本《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回顾了青年时代的读书岁月。打开时光隧道，停留在记忆深处的自然是那些恒久不灭的美妙时刻。如果说老一辈读书人经历了“花开花落中文系”的静谧与纯粹，还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保持对话或同奏状态，那么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成长于互联网浪潮时代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面对漫漫的求知生涯？回顾往昔，追忆逝去的时光，那些纯粹与曼妙的读书记忆，也让今日之我有更多反思。

2009年到2013年，是我的大学时代，也是中国知识界思潮比较活跃的时期。这其中一个大背景，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对现代性思潮时产生了更多主体意识，过去那种简单地倒向西方或偏执于民族性的观念被更加多元化的思潮替代，知识界在想象未来时具备更多的开放性。加上人人网、微博、豆瓣等公共舆论空间的崛起，有求索之心的年轻人自然也会感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与碰撞。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阅读与时代保持着某种“伴生”关系，但于今来看，这其中的关联竟颇为清晰，置身其中，我也习惯了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并从文化格局与时事动向的维度来反观自己的阅读与思考。

【 从风花雪月到现实观照 】

与不少选择文学专业的同龄人相似，在大学进入中文系，我最初也有古典情结，或者说是因为热爱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才希望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深造。这一方面与大学前的阅读积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兴趣有关。但反观大学四年读书的“春花秋月”，这其中的“风景”，竟然逐渐从古韵悠扬的楼台歌榭、曲水流觞变成了五味杂全的世情百态，过去那种狭义的审美层面上的“文学”和“阅读”逐渐被更具学理化与现实关怀意味的探索所取代。

这其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便是由古及今的阅读轨迹。刚上大学时，面对图书馆里蕴藏的知识世界，心中难免要想到“漫卷诗书喜欲狂”，但也不免陷入迷惘与混乱的思绪。在茫茫书海中随意泛舟，虽是享受，却也容易误入歧途，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线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钱理群先生的《致青年朋友》进入我的视野，书中提到的大学生活要“沉潜”与“创造”，正与我当时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相契合，也唤醒了自己潜在的能量。当然，于今反观当时的状态，实际上多是青春荷尔蒙催生下的激情，青年本身具备的狂热潜质固然可以点燃无边的暗夜，但这些近乎飞蛾扑火一样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有可能陷入持久的低迷状态，或者堕入自我臆想的幻境里。我既受益于此，也因此陷入过困境，因而更加理性与冷静地看待这些往昔的足迹。

在被钱老初步启蒙之后，我开始痴迷于各种有关理想主义下的大学教育与学术史的阅读中。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打开了我认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大门，那些引领知识与思想的“浪潮儿”，也让我对自己不曾经历的文学与思想的黄金年代有了更直观与深入的认识。跟随知名学者、作家的作品来阅读，也成为我早期的阅读习惯，这的确帮助我很快摸到了门路，避免了无意义与低质量的阅读。在这个早期阅读的过程中，钱理群的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陈平原的近代学术史研究、大学教育研究，汪晖的现代思想史研究一度是我研读的重点，它们提供的知识视野与思想深度都冲击着我的精神味蕾。

与此同时，一大批知名学者的书籍也进入我的视野，甘阳、刘小枫、秦晖、罗志田、李泽厚、刘再复、戴锦华等一大批学术界大咖的著作，也让我感受到心灵的冲击，思想的澎湃力量时刻回荡在我的世界里。虽然他们的路数与风格各不相同，甚至立场观念相悖，但各路名家纷纷展示出“十八般武艺”，让初涉其中的我大为过瘾。当时我是很难带有批判思维看待这些作品与思想的，也根本没有能力去反思，否则就是“为怼而怼”的无聊观念了，而这也是我至今阅读与思考都避免陷入的误区。我逐渐意识到，质疑的精神是必要的，但质疑的前提是自己具备相应的知识积累与专业水准，由此展开的反思才是有价值的。我也从那时起就认定，没有深度与独立性的阅读与写作意义不大，人云亦云或照本宣科不该是读书人的状态。

与此同时，知识界热衷的“民国热”也影响了我的阅读轨迹。我开始仔细阅读一批民国知识分子的著作，而不再只是被当代学者的研究影响。在其中，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吴宓、钱锺书等人对我影响最大。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是，在陈寅恪先生去世40周年的时候，学校里还举办了讲座，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讲到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给我振聋发聩一般的启迪。后来我还专门跑到清华大学去看了这块“王国维碑”，虽然已经过去快十年了，但那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 漫步哲思的丛林 】

随着读书的深入，我逐渐发现了西学的乐趣，尤其是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一度成为我阅读的重点。虽然中文系的课程里不会直接讲述它们，最多在文艺理论里有所涉及，但作为人文学科的母体，哲学史的妙处也逐渐凸显。我按照历史的脉络从古至今通读了西方哲学史主干部分，其中有些地方可以驻足观看，细细品味，但也有很多内容只能一带而过，没有时间或能力细读。读书讲究“先博而后渊”，需要先建立起对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基本认识，具备宏观的知识视野，才有助于掌握全貌，而不至于一叶障目。我也一直遵循这样的读书方法，在此后的学习里，由此不断进入一个个新的学科，也是可以“一通百通”的。

我精读的部分，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另外借助邓晓芒、赵林等学者的解读，也粗略地看了下康德与黑格尔的经典著作。但对这些领域，我也实在算不上专业，只能算略知一二。真正让我深入品读的，主要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而这也与我后来的兴趣倒向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关。

当我发现研读当代文学的乐趣后，便真正意识到知识与思想的相通性。应当说，相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当代文学最不像“文学研究”，而是涉及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观察，我的阅读兴趣也从之前的学术史之间转向思想史的维度，尤其是从文化政治学的路径上理解文学，将文学作品与现象当成一种历史与政治的“征候”来看待，而不是拘泥于审美本身。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我之后很多年的阅读甚至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也越发脱离纯粹的书斋式的阅读，而是希望将理论研读投身于知识生产与实践。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一度深深吸引了我。虽然现在我对其理解也带有更多反思的倾向，但在大学时期，我对葛兰西、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思想家可谓极其钦服，更不用说福柯、布迪厄、杰姆逊（詹明信）、哈贝马斯等大咖几乎再次塑造了我在很多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也习惯了某种资本主义批判的观察视角。

在这期间，公共舆论场域上风起云涌，在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人网上，也有不少同龄人积极探讨着种种公共议题，刺激着我的神经。随着阅历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拓展阅读边界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 成为一个专业读者 】

大三之后，随着考研的需要，我在按图索骥地进行相关阅读的同时，也逐渐摸到了从专业角度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路径。我对阅读与大学的认识，也不再只是鹿桥《未央歌》笔下的浪漫天真的校园回忆，或者当代学者笔下的西南联大的理想主义气质，而是更加思辨、理性地面对更多灰色的地带，甚至暗黑的逻辑。我开始接触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温室。

进入理论阅读后，在广义的西方文论的脉络上，二十多家思想流派吸引着我，它们就像摆在货架上的琳琅满目的佳酿，不同品牌的美酒流淌出不同的味道。其中，比起专注文本内部研究的理论，我对“外部研究”更有兴趣，除了上述的西马各个大咖，还有精神分析流派尤其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拉康的结构主义思想，也让我感受到深入思考的快感，这种直击灵魂深处的体验，犹如一些人所谓的“颅内高潮”，非同感者难以理解。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阅读本身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学概念，我从文本出发，逐渐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且这个线索是非常清晰的，这也给我后来反思自己的阅读史提供了明晰的轨迹。

我逐渐意识到，从文学史到思想史再到心灵史，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就像我不会再热衷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唯美爱情故事之类的内容，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文本之外的史料与思想，那些看似严肃无趣的内容，反而更具思考价值。比如鲁迅、茅盾、赵树理、丁玲等作家的文本，与那个时代的关联更加紧密，其征候也更具可读性。即便在审美层面上，我更倾向于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依然是常读常新——但当引入专业视角去阅读后，福楼拜、茨威格、雨果、巴尔扎克、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十分熟悉的作家，也变得更加复杂，对他们的品读，也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变化。

囿于篇幅所限，追忆大学时代的阅读史，只能泛泛而谈。但通过这样的回顾，若能提供某种阅读方法上的呈现，或者折射时代思潮面貌的可能性，也不失其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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